［论断限］
张衡曰：“《易》称宓戏氏王天下。宓戏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史迁独载五帝，不记三皇，今宜并录。”(《张衡集》，转引自范晔《后汉书·张衡传》注)
苏辙曰：“孔子删《诗》及《书》，起于尧舜稷契之际，以为自是以上其事不可详矣。至司马迁纪五帝，首黄帝，遗牺农而黜少昊，以为帝皇皆出于黄帝，盖纪其世，非纪其事也，故余因之。然黄帝本神农之后，少典之子，神农岂非五帝世耶?盖黄帝、高阳、高辛，子孙代有天下，而少典之后不传，《周礼》六乐无少昊之乐，《易》叙古帝王，亦不道也，迁由是黜而不纪，后世多以迁为非者，于是作《三皇本纪》，复纪少昊于五帝首。”(《古史》卷一)
罗泌曰：“司马氏父子世典太史，其作《史记》也，首于黄帝，而继之以颛帝、帝喾，又继之以唐、虞。以为纪三皇邪?则不及羲、炎；以为纪五帝耶?则不应黜少昊而首黄帝。学者求之而不得其说，此所以致后世之纷纷，而苏子之所以纪三皇也。”又曰：“窃观《太史公记》首黄帝者，特因于《世本》若《大戴礼·帝系·五帝德》，盖纪其世而非主于三与五之说也；抑以为后世氏姓无不出黄帝者，故首而宗之。至于羲、炎鲜有闻焉，是以不纪，此太史公之本意也。”(《路史发挥》卷三《论史不纪少昊》)
黄震曰：“迁之纪五帝，自谓择言之尤雅者著于篇，其存古之意厚矣。然黄帝杀蚩尤与以云纪官，才一二事，若封禅事已不经，至颛顼，帝喾纪，皆称颂语，非有行事可考。唐虞事虽颇详，皆不过二典所记载。然则孔子定书，断自唐虞，至矣，何求加为?”(《黄氏日钞》卷四十六《史记》)
顾颉刚曰：“《六艺》中的《尚书》是始于尧舜的；还有《礼》家杂记的《五帝德》和《帝系姓》，虽然‘儒者或不传’，究竟还为一部分的儒者所信，这两篇中的历史系统是从黄帝开始的。司马迁在他自己所立的标准之下，根据了这些材料来写史，所以他的书也起于黄帝。黄帝以前，他已在传说中知道有神农氏(《五帝本纪》)，伏羲(《自序》)，无怀氏和泰帝(《封禅书》)，但他毅然以黄帝为断限，黄帝以前的一切付之不闻不问。这件事看似容易，其实甚难；我们只要看唐司马贞忍不住替他补作《三皇本纪》，就可知道他在方士和阴阳家极活动的空气之中排斥许多古帝王是怎样的有眼光与有勇气了。”又曰：“他虽然承认有黄帝，而好些黄帝的记载他都不信。所以他说：‘予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三代世表》)似乎可以在他自己书中排出一个综合的年表来了，然而他决绝地说：‘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同上)他因为把各种年表比较的结果没有一种相同，觉得与其任意选取一种，不如干脆缺着，所以共和以前但记世数。我们只要看《史记》以后讲古史的书有哪几种是没有共和以前的年数的，就可以知道他的裁断精神是怎样的严厉和确定了。”
(《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第47—48页)
张大可曰：“《太史公自序》交代《史记》上限和下限均有两个计划。其言曰：‘于是 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又云：‘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两个断限计划是怎么一回事呢？起于陶唐，至于麟止，是司马谈发凡起例的计划。起于黄帝至太初而讫，是司马迁完成《史记》修正的计划，这在《史记》中有着明确的交代。司马迁修正《史记》上限，起于黄帝在《五帝本纪赞》和《三代世表序》中均有明确的交代。上限起于黄帝的考信原则，概括起来是两条标准：第一，对文献典籍的记载，‘考信于六艺’（《史记·伯夷列传》），‘折中于夫子’(《史记·孔子世家赞》），所以对《春秋》《国语》《五帝德》《帝系姓》《尚书》等古文很推重；第二，通过实地调查来补充、验证文献资料。《史记》上限，司马谈计划起自陶唐，理由有二：儒家的权威著作《尚书》记事起于尧，《尚书》第一篇即为《尧典》，此其一；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却与古文‘乖异’，此其二。司马迁修正上限，起于黄帝，理由有四：第一，司马迁在全国游历考察中，‘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尽管各地风教不同，但长老口碑相传黄帝事迹非常生动；第二，《五帝德》《帝系姓》，司马迁相信它是孔子所传典籍，并与《春秋》《国语》参证，认为是可靠的资料；第三，谱牒资料，百家言黄帝虽然其文不雅，但绝非无因；第四，‘书缺有间，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司马迁对古文资料，百家之言，长老口碑，择其雅驯者记焉。对于不可信的资料则屏而不录。那么为什么上限至黄帝而止呢？因为轩辕氏‘修德振兵’，统一了天下。《自序》，‘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云云，乃是歌颂大一统。《史记》所载三代天子，列国世家，追祖溯源，皆归本于黄帝，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中华民族皆黄帝子孙，这一民族观念就奠基于《史记》。司马迁延伸上限，打破了《尚书》载尧以来的局限，而又不突破‘修德振兵’统一天下的黄帝这一极限，其用意是宣传大一统，寓意是深远的。”(摘自《史记断限考略》收入《史记研究》论集)
又曰：“《史记索隐》作者司马贞不明此旨，越俎代庖替《史记》补《三皇本纪》，可谓画蛇添足。”（《史记论赞辑释》）
陈桐生曰：“司马迁选择黄帝作为中国历史的起点，以黄帝作为华夏民族的始祖，是通过一番广泛的阅读和极其艰难的思考与取舍而决定的。这个难处表现在，司马迁写《史记》虽然披阅了大量的史料，但有关上古史的史料真伪难分，很难作出自己的抉择。从现有材料来看，司马迁之前关于上古帝王世系的说法真是众说纷纭：
（1）《庄子》一书列举了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十二人的古帝系统；
（２）《六韬》一书开列了柏皇氏、栗陆氏、黎连氏、轩辕氏、共工氏、宗卢氏、祝融氏、 庸成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等十五人的古帝系统；
（３）《逸周书》提到皮氏、华氏、夏后氏、殷商氏、有虞氏、平林氏、质沙氏、三苗扈氏、义渠氏、平州氏、林氏、曲集氏、有巢氏、郐君氏、共工氏、上衡氏、南氏、果氏、毕程氏、阳氏、毂平氏、阪泉氏、县宗氏、玄都氏、西夏氏、绩阳氏、有洛氏等二十八人的古帝王系统；
（４）《战国策》提到包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五位古帝王；
（５）《山海经》所列举的古帝系统，东方有帝俊、帝舜、少昊、太皞几系，西方有黄帝、炎帝两大系统，南方则有伯夷、南岳、祝融几系；
（６）《左传》提出了黄帝、炎帝、共工、太皞、少皞、颛顼这一前后相承的系统；
（７）《吕氏春秋》以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为五帝，《淮南子》略同；
（８）《吕氏春秋》中的另一篇文章《古乐》则列举了朱襄氏、葛天氏、陶唐氏、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夏禹、殷汤、周文王、武王、成王这一古帝名次。
（９）《周易》以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为上古帝王世系。
……
从这个不完全的统计中，我们看到关于上古帝王世系的说法是怎样的五花八门。司马迁对这些说法一概不取，他有自己的考信标准，这就是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他认为六艺都经过孔子删述，因而在所有文献中最具有真实性和权威性。《大戴礼记》中有两篇文章，一篇是《帝系姓》，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一脉相承的古帝王世系。另一篇文章是《五帝德》，讲的是上述黄帝等五帝的德行，是由孔门弟子宰予提出问题，孔子作具体回答。因为五帝世系及其德行是出自孔子之口，它比《左传》《易传》等经传所提到的伏羲、神农更为详细更为系统，而且可以与《尚书·尧典》接上头，所以司马迁据此写成《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和中国历史的起点。”
又曰：“《史记·五帝本纪》所确立的以黄帝为首的上古帝王世系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有什么意义呢？李景星在《史记评议》中对此有很好的评论：‘孔子删《书》，断自二典，详政治也。太史公史，始于五帝，重种族也。盖五帝始于黄帝，为我国种族之所自出。’李景星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五帝本纪》的意义在于，它以权威的记载，明确了‘我国种族之所自出’。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角度来看，《史记·五帝本纪》之于中华民族，就像《圣经》对于犹太民族一样重要。犹太人虽然几经失国，但却依然能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保持犹太民族的文化传统，并最终重建自己的家园。这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圣经》确立了一个共同的始祖和一个共同的神，这个始祖和神灵是犹太民族的灵魂，它是一股巨大的向心力，对于凝聚犹太民族起到了无比重要的作用。同样，中华民族作为世界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几经历史风雨的摧残而能顽强生存，历久弥新，这与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同的始祖有关，大家同为黄帝子孙，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一点都永远不会改变。历史上，中华民族虽然几经分裂，几经动乱，几经异族占领，但度过劫难，中华民族仍以统一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黄帝子孙永远是这片土地的主人，这片土地永远是统一的，完整的。”(《简论五帝本纪》)
［论赞语］
钟惺曰：“《五帝本纪·赞》不作一了语，其一段传疑，不敢自信之意，往往于运笔虚活承转处见之，字字是若存若亡光景，其引证原委又似历历有据，正其不敢自信处，盖多闻而能阙疑，多见而能阙殆也。‘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作史之本；‘择其言犹雅者’是作史之法。一部《史记》，要领尽此矣。”(录自葛鼎、金燔《史记汇评》卷一)
黄淳耀曰：“太史公《五帝本纪·赞》以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又历叙己所采于长老及《春秋》《国语》与他说之足以参古文者而成是篇，则凡骑龙铸鼎诸诡异事，乃太史公所谓不雅驯弃如涕唾者也。今人乃掇其弃余而津津艳称之，何哉?又太史公史赞皆有超识，司马贞妄讥之，以为不能备论，遂别为《述赞》概括通篇，每人置评，事虽不遗，意见则猥陋矣。”(《史记论略·五帝本纪》)
牛运震曰：“《五帝本纪·赞》，《史记》开端第一篇赞语，一部《史记》作法，要领略见于此。‘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云云，此自述其历览之博也。‘顾第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此自述其考据典籍之详且慎也。‘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此自道其读书独得之奇，与其作史之本，并示后世学者以读《史记》之法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此又自评其《帝纪》之妙不外一“雅”字，一部《史记》皆当以此字领略之也。”又曰：“《五帝本纪·赞》，以疏宕萧瑟之笔，兼高古质邃之体。疏宕萧瑟，自是太史公本色，高古质邃，则《五帝纪·赞》独胜太史公出格文字也。”又曰：“《五帝本纪·赞》，妙在意多而文简，尤妙在意属而文断，用笔灵活处，往往意到而笔不到，词了而意不了，叙中夹断，承中带转，正有吞吐离合，若断若续之妙。吴澄硬分为九节，此章句训诂之见，不足以测太史公之文也。”(《史记评注》卷一)
张大可曰：“《五帝本纪赞》应与《三代世表序》合观，这是司马迁交代关于古史的考信原
则和《史记》开卷的义例。司马迁对古史的考信原则，概括起来是两条标准。第一，对文献
典籍的记载，‘考信于六艺’(《伯夷列传赞》)，‘折中于夫子’(《孔子世家赞》)，所
以对《春秋》《国语》《尚书》以及《五帝德》、《帝系姓》等古文很推重。第二，通
过实地调查来补充、验证文献资料。这两条标准反映了司马迁作史讲究实录的科学精神。”（《史记论赞辑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