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书法］

何良俊曰：“太史公作《五帝本纪》，其《尧舜纪》全用二典成篇，中间略加点窜，便成太史公之文。左氏之文□非不奇，但嫌其气促耳，至《史记》季札观乐一段，全用《左传》语，但增点数字，而文字便觉舒徐。乃知此老胸中自有一付炉鞲，其点化之妙，不可言也。”(《四友斋丛说》卷一《史一》)

陈仁锡曰：“《五帝纪》有谓非太史公极笔者，以少跌宕处耳，正惟无跌宕，乃太史公极用意之文，其叙次征诛、揖让、朝觐、会同，圣人经世大典，严整慎重，一切齐谐怪语之书，不能轻入，所以为史中之经，而高古质邃尤为可喜。”(《陈评史记》卷一)

徐与乔曰：“杨升庵谓《五帝纪》非太史公极笔，今按其空中盘礴，撰实为虚，汇萃群言，纬以夹笔，雄深雅健，堪冠全集，而赞语尤推绝调。”(《经史辨体》史部《五帝本纪》)

吴见思曰：“《史记》一书，以参差错落、穿插变化为奇，而笔法句法，绝无一律。乃开卷第一篇，纯用庄重整练，隐其神奇，故排句学《国语》，而秀句用子书。《尧》、《舜》二纪，又采《尚书》古奥，觉另是一种笔墨。盖因作五帝之纪，遂成五帝之文，亦有纯气守中也。”又曰：“《尧》《舜》二纪，纯用《尚书》《孟子》，略改字面，便是太史公之文，不是《尚书》《孟子》之文。且既经删改，而运用插和，绝无痕迹，岂非神乎！但《尚书》中一种古质古色精采古奥，已俱减削。然时代所隔，天实为之，史公奈之何哉！”(《史记论文》)

郭嵩焘曰：“案史公赞称‘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五帝纪》但叙其德而不详其事，以事之著见于百家者，皆非雅驯者也。伏羲之蛇身人首，神农之人身牛首，皆其类也。杨升庵谓‘《五帝纪》非史公极笔’，固也。然史公意在雅驯而已，太古荒遐，传闻缪悠，史公于此为有断制。”(《史记札记》卷一《五帝本纪》)

李景星曰：“至于叙事，更详略得宜，变化尽致。排句学《周语》，秀句参诸子，古句奥句仿经书。所举五帝大事，如天地山川，礼乐制度，设官分职，修德布政，有演为数百言者，有缩为数言者，节节照应，处处关通，而实则高古典质，一丝不苟。盖《史记》开首第一篇文字，亦全部《史记》中第一篇加意文字也。”(《史记评议》)

陈桐生曰：“司马迁写《五帝本纪》要受到两个限制：在文献上他要尊重《大戴礼记》之《帝系姓》《五帝德》和《尚书·尧典》，容不得他自由发挥；在观念上他要时刻想到自己在本篇所写的是上古圣王，要维护这些古代圣王的光辉高大形象，这就像今天的剧作家在写所谓领袖人物时所遇到的诸多顾忌一样，很难放得开。由于这两个因素，司马迁写本篇无法像他在其他篇章中那样尽情地纵横跌宕驰骋才情，用笔十分谨慎。”

又曰：“司马迁说他写本篇传记是‘择其言尤雅者’，就是说他是严格地按照六艺经传去写，尽力剔除其中的神话因素，如《大戴礼记·五帝德》载黄帝‘乘龙扆云’，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这些半人半神的记载，司马迁都有意删除了。但即使如此，司马迁笔下的五帝形象仍然多少带有一些神化的意味。例如黄帝和帝喾都是‘生而神灵’，帝尧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五帝的共同特点是能够与天意沟通，根据天意统治天下，如黄帝‘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颛顼‘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帝喾‘顺天之义’，‘明鬼神而敬事之’，帝尧‘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舜乃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这些笔墨给五帝形象带来神秘色彩。一方面是天生的神灵，另一方面则是对普天之下的众生充满仁心，这两方面的结合，使五帝形象既充满崇高感和神秘感，又令人感到无比亲切和向往。”又曰：“《五帝本纪》是根据六艺经传写成的，司马迁运用语言提示、沿用旧文、改写古籍多种手法，将其联缀成一篇完整的历史传记。传记中的提示部分主要用来介绍历史背景，它是司马迁在理解古籍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如传记黄帝部分就用了一大段文字，介绍炎黄阪泉之战的背景。有的部分基本上沿用经传旧文，如传记中关于颛顼、帝喾的记载，就基本上沿用《大戴礼记·五帝德》文字，这是因为《五帝德》文字相对平易，接近汉代语言，没有必要再去改写。传记的改写主要体现在运用《尚书·尧典》素材之上。《尧典》文字古奥难懂，司马迁将那些晦涩的古语改为汉代语体文。例如《尧典》载尧曰‘明明扬侧陋’，语意难解，《五帝本纪》将其改为‘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尧典》载：‘女于时，观其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五帝本纪》改为：‘于是尧妻之以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饰下二女于妫汭，如妇礼。’又如《尧典》载：‘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五帝本纪》改为：‘有能奋庸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经过司马迁的改写翻译，意思就变得明白晓畅多了。”(《简论五帝本纪》)

［论考信］

欧阳修曰：“迁所作本纪，出于《大戴礼》《世本》诸书，今依其说图而考之：尧、舜、夏、商、周皆出黄帝，尧之崩也，下传其四世孙舜；舜之崩也，复上传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寿百岁，稷、契于高辛为子，乃同父异母之兄弟，而以世次而下之，汤与王季同世，汤下传十六世为纣，王季下传一世为文王，二世而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孙；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孙而代之，岂不雇佣哉？”（《帝王世次图序》）

苏辙曰：“学者言尧、舜之事有三妄，太史公得其一，不得其二。《庄子》称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庄子》盖寓言焉。太史公曰：‘舜禹之间，岳牧咸荐，试之典职十数年，然后授政，传天下若斯之难，许由何以称焉？’《孟子》曰：‘尧将兴舜，妻以二女，瞽叟犹欲杀舜。’余考之《书》，岂有不顺父母，而能治天下者哉？四岳荐舜曰：‘烝烝治，不至奸，益称舜曰：夔夔斋栗，瞽叟亦允若，有顽父嚚母傲弟而能和之，不失其亲，唯仁者能之。此尧所以用舜而不疑也，岂其已用而欲杀之哉？’《孟子》又曰：‘尧、舜、禹之终，皆荐人于天。禹崩，朝觐狱讼者，不之益而之启，故益不得为天子。’以《书》观之，此亦非君子之言。舜、禹已行天子之事，及其终而避之何哉？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于禹，天下不从，然后不敢为。匹夫犹且耻之，而谓益为之哉？”（《古史》）

胡寅曰：“昔司马迁作本纪，列黄帝、颛、辛、尧、舜五人焉，其言曰：孔子所告宰予，儒者或不传，及《春秋》《国语》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书缺有间，乃时见于他说。善乎予弟宏之论曰：判古昔之昏昏，当折衷于仲尼。仲尼系《易》，历叙制器致用兼济生民者，独称羲、农、黄帝、尧、舜氏，盖以是为五帝也，而颛、辛无闻焉。太史公所载特形容之虚语尔，乌得与羲、农比也?岂迁有见于《尚书》之断自唐尧，而无见于《易》之称包牺欤?故凡论道议事，一折衷于仲尼则无失者。置仲尼而取儒者所不传及它说为据，未有能臻其当也。”(《斐然集》卷二十一)

范浚曰：“孔子定书，断自唐虞以下，以为唐虞以上不可知也。圣人去古未远，犹难言之，太史公乃欲为黄帝、颛顼作纪于千百岁后何耶?世传《孔子家语》载《五帝德》《帝系姓》等，皆非古书，使其说诚详如之，则夫子著之于《书》久矣。意迁姑欲捃摭传记以示洽博，非复考其言之当否。夫黄帝，神农后也，阪泉之战，信亦悖妄，以臣伐君犹有惭德，而况为之后者！信或有之，则黄帝贼矣，尚得为圣人乎?”(《香溪集》卷十九《五帝纪辨》)

叶适曰：“羲、黄为文字之始，圣智之先，不独学者言之，孔子盖言之矣。至于简弃鸿荒，断至尧舜，则何必孔子，自舜、禹以来固然也。何以知之?方禹、益、皋陶共明治道，祖述旧闻，其时去黄帝、颛顼不远，所称道德广大，皆独曰尧、舜，未有上及其先者，推群圣贤之心，岂夸祢而轻祖哉?故余以为神灵不常，非人道之始，缺而不论，非掩之也。如迁所见《五帝德》《帝系姓》，虽曰起至黄帝，若夫稽古而陈之，君止尧、舜，臣止禹、皋陶，而羲、农、后、牧之伦不预焉。迁未造古人之深旨，特于百家杂乱之中，取其雅驯者而著之，然则典谟大训徒雅而已乎!况黄帝、尧、舜之治，既数千年，长老所言不可信，审矣。不择义而务广意，亦为学之患也。孔子谓颜渊：‘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盖为邦之要略，汉儒之智，未足以及此也。而迁纪夏商，言‘孔子正夏时’，又曰‘殷路车为善’，近是矣；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矣’，则迁不能知，故曰：‘受命称王，改法度，制正朔。’当以孔子为正也。”(《习学纪言》卷十九)

黄潜曰：“《史记》书轩辕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审如其说，则以征伐得天下自黄帝始矣。汤之放桀，何以谓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仲虺作诰，何以不引阪泉之事为言乎?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而下，系《易》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学者考信于六艺，而阙其所不知可矣。”(《日损斋笔记·辨史十六则》)

郝敬曰：“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礼记》云：虞氏禘黄帝、郊喾、祖颛顼、宗尧。《世本》谓尧为黄帝曾孙，舜为黄帝八代孙。果尔，尧二女与舜曾祖为四从兄弟，岂可以妻舜?禹父曰鲧，鲧父曰帝颛顼，禹者黄帝玄孙，帝颛顼之曾孙也，岂黄帝至禹才四代，至舜反八代乎?《本纪》于此曾无一语驳正。至班固《律历志》又谓禹父鲧，为颛顼五世孙，总之传疑。而迁史尤愦愦，疏略抵牾，勿怪乎班氏讥之也。”(《史汉愚按》卷一)

高嵣曰：“孔子删《书》断自唐虞，征信之实也。其前三帝，散见群书，文多不经，择之不可不慎，然《帝德》《帝系》，传自孔子，而《春秋》《国语》多发明《帝德》《帝系》之旨，况四方风教，又与古文相合，皆可兼采折衷，以求符孔子删《书》之意也。所信圣人，所尊《尚书》，所择优雅，百家之言举可废矣。其行文转折顿宕、极开合擒纵之势，尤推绝调。”(《史记钞》卷一《五帝本纪》)

杨峒曰：“《史记》之书，详于秦汉。此篇与三代本纪杂取《尚书》《春秋内外传》《世本》《战国策》为之，故其文不能雄深如始皇以后诸纪。然其去取之意，则亦非苟然者，篇内序五帝之世，全用《五帝德》及《帝系》之文，二篇皆由孔氏，故子长谨而著之，其意盖以《尚书》为主，而高辛以上则颇采传记之可信者，粗其支派，以见三代之所自出而已。至于尧为帝喾之子，禹为颛顼之孙，上距黄帝裁五世，而自黄帝至舜乃九世，此其中间必多旷隔，而子长一因旧文，所谓疑则传疑，盖其慎也。欧阳永叔尝辨《史记》世次之误，以子长为不知取舍。而罗长源、金吉甫、马宛斯之书，遂不以虞舜系黄帝，又不专疑其世次隔越，咸祖述欧说，以舜妻尧女为有渎姓之嫌，愚窃以为未得其意也。……《史记》而后，若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司马贞《三皇本纪》，刘恕《通鉴外纪》之类，非援引荒怪，则以意离合补缀于其间，皆子长之所删除与其所阙之而不敢妄论者也。篇末言择其尤雅者著为本纪，而《三代世表》亦谓孔子序《书》，略无年月，故世纪黄帝以讫共和，其慎如此，后之君子生二千年之后，乃欲排弃礼传，虚树己说，好学而不能心知其意，于浅见寡闻者，又何责焉?”(《书岩稿·读五帝本纪》)

梁启超曰：“带有神话性的(人物)，纵然伟大，不应作传。譬如黄帝很伟大，但不见得真有其人。太史公作《五帝本纪》，亦作得恍惚迷离。不过说他(生而神明，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这些话，很象词章家的点缀堆砌，一点不踏实，其余的传说，资料尽管丰富，但绝对靠不住。纵然不抹杀，亦应怀疑。”(《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七十—七一页《人的专史》)

陆懋德曰：“吾人试取《史记》首篇《五帝本纪》为例如下：此篇是真本，作者是司马迁，作成于汉时，写定于西京，已无问题。但此篇之材料不是得之观察，而是得之传闻，且其传闻是取之于《五帝德》《帝系姓》及《尧典》《舜典》等书。前二章已言史料须用同时代的记载，今考《五帝德》《帝系姓》，今在《大戴礼》内，是汉初作品，而《尧典》《舜典》，今在《尚书》内，是周末作品，皆非五帝时的同时代的史料。如此，则《五帝本纪》之价值自见。价值如此，则此篇之不足为信史，不问可知。”(《史学方法大纲》第五五页)

［实证］

山西考古研究所：“陶寺类型文化主要分布于临汾、襄汾、翼城、曲沃等地，襄汾陶寺遗址总面积三百多万平方米，包括居住址和墓葬两部分。1978年以来主要发掘了一千多座墓，其中大墓六座，中型墓六十至七十座，小型墓约一千座。陶寺墓地已经有了明显的贫富、阶级差别，和世袭制的痕迹以及最早的礼仪制度。经C14测定，其年代为，早期，公元前2400年以上；晚期，公元前1950年。陶寺的晚期已经进入夏纪年范围，即步入有阶级的文明时代。  陶寺类型遗址早期可能与帝尧、陶唐氏有关，晚期可能是夏人的遗存。”（《山西考古四十年》）

杨国勇曰：“陶寺文化年代约当公元前2500—前1900年，如果把夏朝的开始年代定在公元前2070年，则陶寺文化的年代早期当与夏代之前的唐尧、虞舜时代有关。”“在尧、舜的时代，晋南特别是襄汾陶寺一带是诸多大小‘酋邦’以至‘城邦’国家的共主所在之地，是国中之国，王中之王，因而堪当中国之称。”“无论舜，还是禹、皋陶、伯益、冥等这些《尧典》上提到的大巨们，他们应该都是各邦国的首领人物，他们都有自己的国家作后盾，被尧甚至尧的先辈招致在门下，在一个朝廷里共襄盛举。他们大概都属后世盟友的性质，合则留，不合则去。”“陶寺文化被视为唐尧部族的遗存，史籍中屡见‘尧都平阳’的记载，唐尧建立的唐国被称为‘中国’，认识陶寺文化，研究古唐国文明的诞生和年代，也就意味着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无论在考古发翠和文献研究方面均有重大意义。”（《华夏文明研究：山西上古史新探》）

苏秉琦曰：“在全世界少数几个农业起源中心中，中国独居其二，中国的农业以精耕细作为其特色，这在远古时代便已露其端倪。我国古籍中有不少关于农业起源的传说，有的说是神农发明了农业，有的说是烈山氏或是炎帝之子叫柱的发明了农业，周人相信是他们的祖先弃发明了农业，《史记·五帝本纪》则说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看来黄帝又成了农业的发明者。说法虽不一致，总之都是中国人自己的祖先发明了农业，而不是从外界学习来的。研究栽培作物起源的先驱德康多尔和瓦维诺夫都认为中国北方是粟和黍的起源地，何炳棣更系统地论证了中原是粟、黍等旱地作物起源的核心地区。近年来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些学者是很有见地的。中原应是旱地农业起源的核心地区。……许多人认为中国南方应是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但具体范围说法不一。有的主张起源于南岭以南的两广地区，有的主张起源于云南和印度支那北部山地或云南——阿萨姆地区，有的则主张起源于长江中下游。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后一种说法是最接近历史实际的。长江中下游应是稻作农业起源的一个重要的中心。……由于在我国有两个而不是一个农业起源中心，往后的发展又都各具特色，从而在史前时期就形成了南北两大农业经济文化区和两种农业体系。”（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二卷）

陈桐生曰：“近现代考古发掘表明，中华民族的起源不是一元而是多元。今天，考古学家不仅在黄河流域，而且在长江流域以及华北、东北、西北、华南、西南各地，都发现中华民族祖先活动的遗迹。像山西省芮城县西侯度村的西侯度文化，距今已有一百八十万年，比黄帝要早得多。那么，这些考古成果会不会对《史记·五帝本纪》所论载的以黄帝为首的中华民族始祖世系构成挑战呢？不会！这是因为，在《史记》两千多年的传播历史过程中，《五帝本纪》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深层之中，已经完成了由科学到宗教、由历史到信仰的转化。中国夏代以前的历史本来就是传说（陶寺文化或被认为与尧舜时代有关，二里头文化被视为夏文化遗迹），五帝世系本身就根本无法实证，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人对于自己传说中的始祖黄帝，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作为华夏儿女，谁愿意说没有黄帝这个人？所以，在对待黄帝问题上，华夏子孙是用信仰的态度而不是用科学的实证方法，人们是以宗教般的虔诚，来维护这位华夏民族的祖先。在这个意义上，《五帝本纪》所论载的华夏始祖黄帝，多少带有一些华夏教主意味。”(《简论五帝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