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评】〖*2〗
［论宗旨］
太史公曰：“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太史公自序》）
林伯桐曰：“古来制作，自黄帝而定，《礼记·祭法》曰：‘黄帝正命百物。’孔疏云：‘上虽有百物，而未有名，黄帝为物作名，正名其体也。’然则《史记》托始，自有深意。既以黄帝为始，固当援《大戴礼》‘五帝’之论为据，不容任意增损。后来胡五峰、刘道原谓‘五帝’当冠以伏羲、神农，而削去颛顼、帝喾，论似近正，然非史公‘自黄帝始’之意矣。”（《史记蠡测》）
李景星曰：“孔子删《书》，断自二典，详政治也；太史公史，始于五帝，重种族也，盖五帝始于黄帝，为我国种族之所自出。”（《史记评议》）
李邺嗣曰：“太史公作《史记》，虽传述古今，而尝自以其意见于叙次中，至为帝王诸本纪质叙而已，唯诸篇似无所致意，可无深考。余独三复之，谓史公称《尚书》载尧以来，而今自黄帝始。盖《黄帝本纪》，实太史公之谏书也，当与《封禅书》并读，即可见矣。自汉初学者多治黄老言，至孝武皇帝时始乡儒术，而帝更好言神仙。神仙者，道家之外乘也，其言亦本诸黄老，然李聃一守藏室史，避世而去，时称为隐君子，凡方士所造荒怪不经，不能与之附益，足以动人主。至轩辕古帝大圣人，又世绝远，可以极言附会，竦人主之听，于是诸方士竞进其说。……而天子亦遂喟然翘首曰：‘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去妻子如脱耳。’其足动人主若此。今史公所作《黄帝本纪》，简而雅，质而不侉。其叙黄帝修政，一曰师兵，二曰疆理，三曰设官，四曰定历，复举其要曰治五气，艺五种，曰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材物，俱治天下之大本大经为万世法，而鬼神山川封禅与焉，则仅一言及之，不复道。至后书黄帝崩，葬桥山，而世所传鼎湖上仙及诸荒怪不经，尽可不辨而见矣。余尝考《汉书·艺文志》，道家载《黄帝书》一百篇，神仙家载《黄帝书》六十一卷，所谓百家言黄帝，俱一时方士诡撰以欺人主，荐绅先生难言之。今《本纪》尽削不载，而别于《封禅书》俱述前说，而直断之曰，海上怪迂之方士、阿谀苟合之徒，所言不经无验者。盖一以征信，一以斥诬，使人主开卷惕然，知黄帝忧劳，圣人之所以治天下如此。《礼》曰，黄帝正明百物，以明民共财大。《易》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六艺古文昭然可考，故其风教所被，数千年不衰，长老尚能道之，太史公择其言尤雅者，著为本纪书首，而凡《封禅书》所载方士之怪迂语，其文不雅驯，当不使复陈于人主之前矣。且上虽好神仙，而酷吏峻刑，更相继起，人臣救过不赡，史公特于《老子传》附以申不害、韩非，使知黄老之学一变而为刑名，其弊固然也。此其爱君之诚，翻覆讽谏，冀人主读其书而有悟，盖三致意焉。后世曲儒，寡闻浅见，乃谓史公尚黄老，负谤主之名，此其不善读书者也。是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岂足与尚论古人哉！”(《杲堂文钞》卷四《五帝本纪论》)
蒋士学曰：“《史记》不载三皇之事，岂其才学有所不能哉?盖子长之慨然怀古，而首称黄帝，正为汉武辨其怪诞荒唐之无足信也，如此则方士神仙之言绌矣。秦始皇时，其以方技相干者只曰神仙，未闻远言黄帝也。神仙之说，既无所验于秦皇，则此辈亦自虑其不可再尝于汉武，于是思以黄帝迎(年)〔日〕之术驾轶前人而上之，则其为术益尊，而学亦似本于古而可据。否则仅以仙人居山泽，而形貌甚，则是草衣木食之徒，枯寂其身，推其所至，不过许由巢父之所为玩世孤高而已，而巍巍人主之威严，岂其耽此?故方士托言黄帝，以为是天子而圣人者也，以圣人天子而终之铸鼎，以作神仙，此真汉武之所甘心矣。史迁盖曰，以臣所闻，古黄帝何尝若此，而朝廷方惑于其说，又不能执书策所当考信者而力争之，则《史记》之首称黄帝，故阙三皇也。鄞人李邺嗣以为太史公之谏书，得其指矣。则夫孝武晚年之悔，所云天下岂有神仙者，安知不从读史中来，而子长忠爱之思，有以讽之乎?小司马不知，而漫所为太皞神农之纪也，非子长意也。”(《蛟川先正文存》卷一四《书小司马补三皇纪后》)
刘咸炘曰：“《史》之首黄帝，不过误仍《大戴礼》。将谓《大戴礼》为汉武写照邪?书黄帝‘葬桥山’，而不书颛、喾葬顿丘、尧葬成阳，史偶不书，非关意义。使以书‘葬桥山’为唤醒求仙之惑，则《舜记》书‘葬零陵’，当作何解?按殿本张照《考证》即窃柯氏之说，梁氏(按，即梁玉绳)所辨明矣。然怪史公不从《尚书》《易系》则非也。”(《太史公书知意·本记·五帝本纪》)
程金造曰：“太史公著《五帝本纪》冠于全书，又首始黄帝，实是以此著出拨乱反正的具体事实，以成其‘一家之言’，为其全书所述的数千年史事，建立下国家治平的根本原则。《太史公自序》自述《五帝本纪》之意，曰‘昔维黄帝，法天则地’。可见黄帝的治国之道，是‘法天则地’四字。则法天地的内容，又是什么？在《礼记·孔子闲居》篇里，孔子嗣释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可知这无私，就是天地之道。而《史记·五帝本纪》一篇，是完全著出黄帝子孙五帝五圣，理民经邦的事实，有无私的圣德，它可以为万世有国者遵行的正道，这就是太史公‘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理论核心。而欧阳子知道孔子删《书》断自尧舜，以为世法的道理，而不明太史公《五帝本纪》首始黄帝的用意，谓‘迁远出孔子后，而乃上述黄帝以来，又详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务胜，宜其失之多矣’，也可以说是疏而未有深思了。”(《述史记太史公一家言的实质》，载《史记管窥》)
陈桐生曰：“《五帝本纪》的另一重大价值，是通过写尧舜禅让，揭示上古帝王天下为公的伟大精神。传记中的尧舜部分，太史公是根据《尚书·尧典》（伪古文《尚书》从中分出《舜典》）写成的。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内容，便是写尧舜禅让。在尧舜之前，帝位继承尚未形成固定的制度，如黄帝传位于其孙颛顼，颛顼传位于族子帝喾。从帝喾起，帝位继承出现了两点新动向：一是父子继立，帝喾先是传位于其子挚，由于挚不善，其弟放勋继立，是为帝尧；二是道德成为继位的重要条件，帝挚的失位与帝尧的继立都是出于道德因素。帝尧告老之际，没有将帝位传给他的儿子丹朱，而是让四岳举荐贵戚及疏远隐匿者，四岳举荐了一位民间孝子——舜。经过妻以二女、摄政天下、观察天命等种种政治考验，尧最终将帝位传授于舜。舜虽然是黄帝八世之孙，与尧同姓，但从血亲关系来说，显然要比尧的嫡长子丹朱疏远多了。尧对继承人的选择，打破了乃父确立的父子继立的惯例，但在尚德这一点上与乃父则是相同的。《五帝本纪》对尧舜禅让有生动的记述：‘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太史公明确指出，尧是考虑到天下人的利益，才毅然决然，痛下决断，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从血缘亲情来说，尧无疑爱丹朱，但他没有将这种亲子之爱带到国家政治生活中去，对天下苍生的责任感使他以理性战胜情感。这种大公无私的壮举，绝不是出于矫揉造作的政治做秀，而是出于天下为公的仁心。《史记索隐》：‘父子继立，常道也。求贤而禅，权道也。权者，反常而合道。’为人民做好事的人，即使他不自我标榜，他的业绩也会被人民永远铭记。尧没有说自己伟大，但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伟大的人民领袖。尧没有为自己树碑立传，但他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人民心中。尧没有制造人民对他的顶礼膜拜，但人民却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向他表达由衷的感念之情。《五帝本纪》写道：‘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而帝舜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他确实是一个值得托国的贤才，尧当年没有看错人。在帝舜年老的时候，他也像尧一样传贤不传子。《五帝本纪》载：‘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尧舜后来成为中华民族美德的代名词。可笑可恶的是，后代一些政治阴谋家借用尧舜禅让之名，行篡国之实，这真是对历史的莫大讽刺。”又曰：“太史公用浓墨重彩写尧舜禅让，固然是尊重《尚书·尧典》，更为重要的是，他要以此弘扬一种天下为公的精神，推崇一种礼让的历史价值。这一点要联系《吴太伯世家》和《伯夷列传》来看。《五帝本纪》写尧舜禅让，与《吴太伯世家》写太伯让国以及《伯夷列传》写伯夷叔齐让国，本纪、世家、列传三种体例同时写到礼让，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太史公刻意为之。《礼记·礼运》将中国社会发展史划分为‘大同’和‘小康’两个阶段。‘大同’社会的特点是‘天下为公’，而‘小康’社会的特征是‘天下为家’。按此标准划分，五帝时期处于‘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而自夏启以后进入‘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在家天下的历史条件下，许多人为了一家、一姓、一己之私，不惜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兄弟相残，同室操戈，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血淋淋的人间惨剧，给社会和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作为一个有着卓越史识的史官，太史公不满足于实录历史，他要为未来社会点亮一盏明灯，照亮中国历史的航向。礼让，就是太史公为未来社会的帝王们所树立的一个航标，他在本纪、世家、列传三种体例中同时推崇让国，就是为了树立一种天下为公的风范，标举一种礼让的历史价值。”（《简论五帝本纪》）
韩兆琦曰：“黄帝、尧、舜等都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人物，尧、舜被儒家称为‘圣人’，见之于儒家著作的说法较多，尤其尧、舜‘禅让’的故事更被后世传为美谈。司马迁写此纪所依据的《尚书·尧典》，据考证其‘简编’大抵产生于墨子之后、孟子之前；至于今天所见的《尧典》，则肯定是产生于战国末期，甚至是到秦朝的统一之后了。司马迁依之写成尧、舜两位古代帝王，从中寄托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使之与秦、汉以来的专制政治形成对照，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尧、舜无疑是《史记》中最使司马迁尊崇的大公无私的理想帝王。可喜的是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已经证实了尧、舜时代的存在。至于‘黄帝’，孔子、孟子并没有对他说过更多的话，在先秦儒家的古书中只《五帝德》《帝系姓》中说到了他。司马迁依据这两个材料，并吸取了其他学派，甚至还有些秦汉之际的方士的说法，将之写成了华夏民族的始祖，这是具有开创性的。有关黄帝其人的种种事迹，自然无从考辨，司马迁将其写之于史，这只能说明我国古有这样一些说法，而对于传说中的历史进行记录也就只能如此了。根据近年来在长江流域发现的古先民遗址，那里的人们早在公元前七千年至公元前五千年就已经懂得种植水稻，这比黄帝的传说还要早得多。另外在福建、广东、云南等地发现的古先民遗址，也都不比黄帝的传说时代更晚。这说明司马迁将黄帝说成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祖先的说法未必科学，但是‘黄帝’作为华夏民族的始祖在《史记》中得以确立，其意义是巨大的。从此他便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面旗帜，成为我国境内各族人民共同皈依的偶像，成为散居世界各地的华夏后裔们的凝聚的核心。如果说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这种凝聚力还主要是表现在我国国境之内的话，今后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华夏子孙的遍布世界各地，随着我国在国际舞台所处地位的不断提高，那么这面旗帜、这种凝聚力所起的作用也就会显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明显了。”（《史记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