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司马迁所创史论的形式及其内容
《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即习惯所称的序、赞、论为司马迁首创的史论形式，简称为“史记论赞”。司马迁并没有把他的史论命名曰序曰赞。《史通》卷四《论赞篇》和《序例篇》论列“太史公曰”为序为赞后，相沿而成习惯。《史记》原题《太史公书》，意为太史公所著述之书。太史公本是司马迁对父谈为太史令官之尊称，引用为书名后，也就成了父子相共之名。故史记论赞称“太史公曰”，司马谈发端于前，司马迁完成于后，乃父子相承之作。不过司马谈的著述已作为资料融入司马迁所定稿的成书之中。特别是作为表述“一家之言”的系统史论，更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史记》中的全部“太史公曰”，均可视为司马迁史论而加以贯通的研究，这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的。
史记论赞，言约义丰，博大思精，构成了司马迁完整的史论体系。下面就论赞的基本内容作一概括的述评。
(一)序赞论的史论形式为司马迁所首创
“太史公曰”形式上是仿自《左传》的“君子曰”，但在《史记》中发展成为序赞论的系统史论，却是司马迁的首创。先秦典籍《国语》《战国策》及诸子著作间或已有“君子曰”，表示当时有德者之言。有人统计，《左传》有一百三十四条评论，直接引仲虺、周任、史佚、孔子等人的话约五十条，有“君子曰”或“君子谓”、“君子以为”之称的评论八十四条。这样多的评论，已具系统史论的雏形，所以我们说“太史公曰”系仿《左传》的“君子曰”而作。但《左传》的“君子曰”就事论事，还不是具有理论色彩的史论，未能形成一种体系。隋代著名史家魏澹云：“丘明亚圣，发扬圣旨，言‘君子曰’者，无非甚泰，其间寻常，直书而已。”《隋书》卷五十八《魏澹传》。就是说，左丘明的史论，只限于对具体事实的褒贬，可以说是一种直书。评论方式，主要是博采君子之言，亦断以己意。如文公二年《传》跻鲁僖公之“君子以为失礼”云云，《国语·鲁语》“夏公弗忌改昭穆之常”条作宗人有司之言；襄公三年《传》之“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二十一年《传》作晋叔向之言，曰“祁大夫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所以宋人林尧叟曰：“《左传》称君子曰，多是取当时君子之言，或断以己意。”《左传》隐公元年，林注。而《史记》的“太史公曰”，全书浑然一体，每序每赞，无论长短，自为一体，具有浓厚的理论色彩，并不只是就事论事的评论。“太史公曰”，内容丰博，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历史、伦理、世俗、形势、人事等等，往往补篇中所未备。“太史公曰”，议论宏阔，笔势纵横，言辞精练，旨义深微，或考证古史，或叙游历所得，或提示取材义例，或明述作之旨，或褒贬人物，或纵论史事，或隐微讥刺，皆直抒胸臆，观点鲜明，构成了系统的历史学理论。司马迁所引典籍及君子之言，如《诗》《书》《论语》、孔子、诸子等，皆化为自己的语言。还大量引用诗赋歌谣及鄙语俗谚来加强评论的生动性和通俗化。
“太史公曰”的形式既整齐而又灵活。所谓整齐是指“太史公曰”分为系统的篇前序论，篇后赞论，夹叙夹议为论传三种形式。大段的恢宏议论置于篇首为序论，集中于十表、八书及类传。十表、八书及类传都是贯通古今的，序论即作贯通性的概括，最具理论色彩。本纪、世家、列传皆篇末置赞论。三体皆叙人物，故赞论重点褒贬人物，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论传提示义例，《自序》集中明述作之旨，为全书之总纲。序、赞、论三种形式整齐而集中，显系匠心布局。所谓灵活，即形式并不刻板，在整齐之中有变通。如十表中《将相表》有倒书无序，即创无字之序以衬托倒书，示例更为鲜明。八书中，《礼》《乐》《律》《历》有序无赞，《河渠》《平准》有赞无序，《封禅》有序有赞，《天官》夹叙夹议。十类传中，《刺客》无序有赞，《儒林》《货殖》无赞有序，《循吏》《酷史》《游侠》《佞幸》《滑稽》有序有赞，《日者》《龟策》借题发挥，以序事为论。灵活变通的形式，表现了司马迁的宏阔气度和无限的创造活力。变体，即破例，是为了切合内容的需要而作的变通。《外戚世家》及《孟子荀卿列传》两篇实质是类传，故作序以明其类。《孟荀》用合传之目标题，只不过是突现两位儒家大师的历史地位，而内容却是一篇先秦诸子类传。《刺客列传》本应编列在循吏之后，与类传的时序并编，而司马迁有意穿插在辅秦人物之间，与吕不韦、李斯、蒙恬等人并列，这是对比见义，表现了司马迁的反暴政思想。因为刺客都是反暴人物。《刺客列传》无序，与《将相表》无序同例，以无字之序引人注目，发人深思，收到强烈的对比效果。破例为体是《史记》的一大特色，全书五体结构均有破例。历史本身是丰富多彩而又变化万端的，怎么能用死板的格式来作形象的反映呢!但质的规定性又必须通过格式来反映。既有格式，又有变通，才能妙尽其理。立例又破例，正是司马迁卓越史识的一大表现，所以“太史公曰”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形态。
对司马迁用“太史公曰”所创造的序、赞、论的史论形式，清人章学诚作了崇高的评价。他说：“太史叙例之作，其自注之权舆乎!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已似恐后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笔以标之，所谓‘不离古文’及‘考信六艺’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尝不反复自明也。”《文史通义》卷三内篇三《史注》。可以说，中国传统史学，由于司马迁创造了史论体系，才使得历史编纂成为真正的史学论著，《史记》提供了典范。其后“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撰，刘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通·内篇论赞第九》。，名称虽殊，但都是效法司马迁作史论。(二)论史记取材义例
编纂历史著作，不同于文学作品，以抒情见意，辞必己出；也不同于哲理著作，以空言论道，设寓说理。历史著作，应当做到言有所据，事有所托，字字句句，均有来历。司马迁正是在此基础上，广博地搜求史料，并把他的理论见解和实践经验一一载入史记论赞中。司马迁采集史料的方法，可以归纳如下：
(1)“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即阅读皇家所藏图书档案。《曹相国世家》所录曹参军功，即《功令》所载之文。《扁鹊仓公列传》载仓公所对医案为皇室所藏。《樊郦滕灌》《傅靳蒯成》等传亦多录《功令》之文。汉史诸表更是依赖于《功令》《列封》《令甲》等资料而制成表。秦焚《诗》《书》，图籍散乱。汉朝建立，有赖于国家的大力收藏，才给司马迁提供了修史的条件。《史记》有三十五个篇目涉及司马迁所见图书，序赞涉及有二十余篇，如《五帝本纪赞》《三代世表序》《十二诸侯年表序》《管晏列传赞》《自序》等。通计载于《史记》中的司马迁所见书共一百零三种，其中六经及训解书二十四种，诸子百家书五十二种，历史地理及汉室档案二十种，文学书七种，这仅仅是司马迁因事论及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司马迁对于文献典籍是何等的重视。
(2)取资金石、文物，图像及建筑。《秦始皇本纪》载录了《泰山石刻》《琅邪石刻》《之罘石刻》。《孔子世家赞》云，司马迁适鲁观孔子庙堂车服礼器。《留侯世家赞》云，司马迁考核留侯张良画像。《春申君列传赞》云，司马迁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蒙恬列传赞》云，司马迁观蒙恬所筑长城、亭障、直道。
(3)游历访问，实地调查。《自序》记载了司马迁二十岁时南游江淮的壮举。他还奉使巴、蜀以南之游，此外，还在几十年间扈从武帝之游。司马迁足迹遍于全国，“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搜集了有关上古历史的传说，考实了西周建国经营洛邑的情况，纠正了学者所传之误。至于调查战国故事，汉初故事，古战场形势，个人遗事，更至为详悉。司马迁十分重视普通老百姓的口碑、传颂，并在《史记》中留下了记载。如适大梁之墟，求问夷门及秦灭魏，“墟中人曰”云云；载樗里子事迹，“秦人称其智”云云；至淮阴，“淮阴人为余言”云云；……此类例证，不胜枚举。这说明司马迁的调查，深入了社会下层，有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例如他在齐鲁考察，就曾“厄困鄱、薛、彭城”，但终于了解到薛地风俗，“其闾里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再如《货殖列传》对全国都市经济、各地物产、习俗的记载，也是从游历调查中得到的，论及游历的论赞有《五帝本纪赞》《周本纪赞》《封禅书赞》《河渠书赞》《齐太公世家赞》《魏世家赞》《孔子世家赞》《魏公子列传赞》《屈原贾生列传赞》《蒙恬列传赞》《淮阴侯列传赞》《樊郦滕灌列传赞》，以及《伯夷列传》《龟策列传》及《自序》等共十五篇。
(4)接触当事人或他人的口述材料。此见于《赵世家赞》《樊郦滕灌列传赞》《田叔列传赞》《韩长孺列传赞》《李将军列传赞》《卫将军骠骑列传赞》《游侠列传赞》等篇。
(5)采集歌谣诗赋，俚语俗谚。此分三项。一是乐府歌谣，文人诗赋；二是民歌童谣；三是俚语俗谚。《史记》中所载这三项资料共五十八条。其中第一项十四条，第二项八条，第三项三十六条。司马迁广泛采集民歌童谣，俚语俗谚，标明“谚曰”、“语曰”、“鄙语曰”云云，并大量引入赞中，用以褒贬人物，就像引用经典一样郑重。歌谣俚语，寓有平凡的真理，是人民群众生活实践的结晶。司马迁引用歌谣俚语，正是他史识过人的一种表现。
(6)搜求被秦始皇焚灭了的古诸侯史记。《六国年表序》说，秦焚《诗》《书》，诸侯史记尤甚，“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秦只焚灭了官家之藏，而民间尚有残篇。如《燕召公世家》载，燕孝王“三年卒，子今王喜立”。又载，“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这是公元前255至前251年事，下距司马迁述史一百四五十年，而两称“今王”，显然是抄录燕国史记而改写未竟的痕迹。又如《廉颇蔺相如列传》载秦赵会渑池，赵王鼓瑟，秦御史书“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挟秦王击缶，亦召赵御史书“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赵御史所书必不载于秦史记而是据赵史记写下的。又年表、世家载各诸侯国史事用第一人称“我”，不可能全部据秦史记回改，亦当是依据诸侯史记。这些例证是《史记》取材于“诸侯史记”的有力佐证。
上述六种途径，足以反映司马迁搜求史料的宏博、辛勤和实践着“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原则。对这些丰富博杂的材料，司马迁是怎样抉择和选录的呢?从史记论赞中，我们大致可以归纳为六条义例。
(1)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伯夷列传》云：“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孔子世家赞》云：“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明王守仁说“以事言曰史，以道言曰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传习录》卷一)。王守仁的“五经亦史论”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嗣后清人顾炎武、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的论断，受到了思想界、史学界的高度评论。其实早在西汉，司马迁就以《六经》为史料，撰写《史记》。《殷本纪赞》云：“太史公曰：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五帝、夏、殷、周诸本纪，三代、十二诸侯两年表，齐、鲁、燕、晋、宋、卫、孔子诸世家，以及仲尼弟子传等篇，主要以六艺经传为史料。至于司马迁以孔子言论作为褒贬人物的一个尺度，贯穿于《史记》序事及论赞中，俯拾即是，就不一一具引了。
(2)择其言尤雅者，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见《五帝本纪赞》《三代世表序》《仲尼弟子列传赞》等篇。司马迁作《五帝本纪》就是一个“择其言尤雅者”，并以“古文”记载为主要依据的典型例证。这篇三千四百五十字的本纪(赞语未计)，在文献方面至今犹能按核的典籍就有十余种：①《尚书》，②《大戴礼记》(《五帝德》《帝系姓》是其中篇名)，③《国语》，④《左传》，⑤《世本》，⑥《庄子》，⑦《孟子》，⑧《韩非子》，⑨《战国策》，⑩《吕氏春秋》，《礼记》，《淮南子》。此外，还有逸失的典籍如《百家》《牒记》等。司马迁广泛征用古文资料，重视运用原始资料。所谓古文就是指用先秦文字书写的典籍，《六经》则是古文的主体。所以司马迁征用古文要“考信于六艺”，择其言尤雅者而记述。例如《五帝德》述黄帝，其中有“黄黼黻衣，大带黼裳，乘龙扆云”的记载；述颛顼，有“乘龙而至四海”的记载；述帝喾，有“春夏乘龙，秋冬乘马，黄黼黻衣”的记载。这些，《左传》《国语》等均不载，因为这是不可信的。司马迁均予以删去。
(3)纪异而说不书，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天官书论》云：“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祥不法。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大宛列传赞》云：“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所谓“纪异而说不书”，这是究天人关系的一个原则。司马迁精通天文、律历，但古代的科学知识是与宗教迷信、神话传说杂糅在一起的。实际观察天象，可以验证“星气之书，多杂祥，不经”；但巫祝的预言有经验作基础，故也“时或颇中”，于是司马迁又认为“推其文，考其应，不殊”《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天道性命到底有无呢?司马迁既怀疑，又相信。“纪异”，就是对天异灾变加以记载；而“说不书”，即对感应的说法不加记载。《律》《历》《天官》三书记载了天变以及感应的资料，而在载人事的纪传中并不加以发挥。天是天，人是人，两者在《史记》五体的分工中作了明显的区分。尤其是七十列传，力求实录人事的历史变化，而对虚妄荒诞之说加以摈斥或揭露，所以《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荒诞无稽，非信史，一概不录。
(4)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至于世传其书者，论其轶事。司马迁在《留侯世家》和《张丞相列传》中交代说，留侯张良出奇谋善策很多，世家只载大事，“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汉初自申屠嘉以后之丞相只是“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故亦不加记载。《史记》以人物为中心，只用了五十二万余言就叙出了两千四百年史事，真正做到了字字精练，要言不烦。无功无过的显宦，司马迁不为之作传。反之，事关治道的下层人物，医卜星相，刺客游侠，皆立传以载之。对于在历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家喻户晓，口碑相传，其书说传于后世的人物，则只载其轶事。这一原则，司马迁反复申言之，在《管晏列传赞》《孙子吴起列传赞》《孟子荀卿列传》中分别作了交代。
(5)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故两言之。《三代世表序》云：“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仲尼弟子列传赞》云：“疑者阙焉。”五帝三代之本纪、年表，只载世系而不记年，殷周二纪载殷始祖契、周始祖后稷，其母吞玄鸟卵或履巨人迹而生，又云其父为帝喾，就是“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原则之运用。
(6)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自序》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报任安书》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述史的理想是“成一家之言”。因此，他虽然提出了“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的考信原则，但引载六艺经传及百家杂语，并不墨守教条，而是进行一番“厥协”，即综合，以及“整齐”，即删汰别择而纳入“一家之言”中。司马迁“厥协”、“整齐”原始资料，其贯通的手法主要有四种：①剪裁摘要；②增文补史；③训释古文；④熔铸改写。这四种手法常常是交叉运用，而以熔铸改写为主。《五帝本纪》载瞽叟和象如何迫害舜的故事，主要采自《孟子》和《淮南子》。《孟子·万章上》说象谋害舜后，前往舜宫，企图霸占二嫂，但舜已从井中出，先归家。按儒家礼教，象是不能玷污二嫂的，他的活动只不过是衬托舜的伟大。司马迁采摘熔铸，改写为，当舜从井中出来归家时，象已在舜的居室调戏舜之二妻。司马迁的这一改写，不但使故事更加戏剧化，而且使斗争更合理、更激烈。《史记》以实录著称于世，是就其所反映的历史本质而言。至于细节，《史记》往往有文学手法的运用。例如《孔子世家》引载《论语》材料，一一作了时间和场景的定位，形成连贯的编年史料，显然是一种文学构思的运用。《自序》引古人自况，认为西伯、孔子、屈原、左丘明、孙武、吕不韦、韩非等人皆遭遇不平而发愤著书，旨在阐明只有那些经受得起磨难的人才能做出一番大事业来。这些地方，重在阐述哲理，而细节往往有加工，对此是不能钻牛角的。
综上所述，《史记》取材，有着严密的史法义例，宗旨是“成一家之言”。史记论赞所作的系统论述，表现了司马迁伟大的创造精神和卓越史识。司马迁所提示的取材义例，是他撰述《史记》的实践经验的概括，所以许多方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三)论史记书法义例
古人著述，讲究微言大义，以发人深思，垂示久远。这微言大义有待注疏家诠释，即为“凡例”，或称之为“书法”、“义例”。清恽敬说：“作史之法有二，皆太史公自发之。其一，《留侯世家》曰，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书，此作本纪、世家、列传法也，而表书亦用之。其一，《报任少卿书》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此作表书法也，而本纪、世家、列传亦用之《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卷二《读货殖列传》。。”恽氏此论，可谓史公知音。但《史记》体大思精，其中蕴藏的微言大义，不可能用几条凡例来表达清楚，故司马迁在史记论赞中往往发论提示，以“俟后世圣人君子”《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章学诚谓“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司马迁“未尝不反复自明也”。章氏这一发踪指示极为精审。史记论赞所论书法义例，即可概括为这两个方面：一为“明述作之本旨”，一为“见去取之从来”。所谓“见去取之从来”，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论考之行事”，即本序第二题“论史记取材义例”，已具论之如前。本题“论史记书法义例”，专指“明述作之本旨”，择其大端，可诠次为下列五项。
(1)阐明五体结构义例。《史记索隐》作者司马贞《补史记序》论史记五体云：“本纪十二象岁星之周；八书有八篇，法天时之八节；十表放刚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传取悬车之暮齿；百三十篇象闰而成岁。”《史记正义》作者张守节《论史例》亦有类似推论，其说更详，认为“太史公作此五品，废一不可，以统理天地，劝奖箴诫，为后之楷模也”。司马贞和张守节所揭示的《史记》五体及篇数的寓意，虽然未必尽合司马迁之本旨，但决不是子虚之言。因《自序》已有明确的提示。十二《本纪》取法《春秋》十二公，示《史记》继《春秋》而作；三十《世家》寓意“三十辐共一毂”，象征君臣之道如众星环北辰。当然，我们不必去钻牛角，刻意去探求五体结构及篇数的玄妙微意，但可以肯定，《史记》五体结构是有意创作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它形象地照映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序列。本纪编年，摘载诏令制诰，以反映历史发展的进程，世家述开国的诸侯。列传叙人臣事迹，辅弼君上，如众星之拱卫北辰。所以纪传史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它适应了封建统治者的思想体制，这就是纪传史之被封建王朝颁令为正史的内在原因。
(2)提示立篇旨意。《自序》总括一百三十篇旨意，因某事作某篇，着重史事评述，立意皎然，此不具论。某些篇目的意图，具有不同凡响的识见，司马迁于赞论中提示，如《五帝本纪赞》《项羽本纪赞》《三代世表序》《河渠书赞》《陈杞世家赞》《陈涉世家赞》《苏秦列传赞》等篇。
《五帝本纪赞》说明延伸上限的理由。《三代世表序》说明黄帝以来年数不可信，只能据《尚书》作世表。《项羽本纪赞》指出项羽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故应立本纪。《陈涉世家赞》说明“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故立世家。春秋之世，陈、杞小国，为何立世家?《陈杞世家赞》云：“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谓至矣!禅位于夏，而后世血食者历三代。及楚灭陈，而田常得政于齐，卒为建国，百世不绝，苗裔兹兹，有士者不乏焉。至禹，于周则杞，微甚，不足数也。楚惠王灭杞，其后越王勾践兴。”为陈杞立世家，不仅是表彰舜、禹之德，而且旨在阐明统治者只有积德累善，方能百世不绝，苗裔兹兹，这与秦行虐政，二世而绝形成鲜明对比，寓意良深。《苏秦列传赞》说：“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但由于苏秦是在齐国被反间而死，庸夫俗子“共笑之，讳学其术”，这种仅凭一事之得失论人功罪的庸俗观点为司马迁所不齿，他一反俗见，为苏秦立传，“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司马迁要还苏秦历史的本来面目，“毋令独蒙恶声焉”，可以说这是司马迁写翻案史传的原则。淮阴侯韩信、彭越、黥布等人以谋反罪被处死，司马迁敢为之立传，表彰他们对历史的贡献，就是“毋令独蒙恶声”翻案原则的运用。《河渠书》则是有感于军民征服水患而作，故于赞中提示说：“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这一“悲”字是人民感情的体现。《瓠子之诗》云，“瓠子决兮将奈何?皓皓旰旰兮闾殚为河”。说的是黄河泛滥，广阔无际的村闾尽为河泊，人民蒙受无穷的灾难。但若能驯服黄河，它将造福人民，“宣房塞兮万福来”。司马迁亲身参加了堵塞黄河工程的壮丽斗争，他怎能不激动?《瓠子》之诗，就是当时塞河工地上的劳动号子，歌词为汉武帝所作。这些赞论，深深地表达了司马迁胸中的无限激情，增添了史传的光辉。
(3)阐明附记之法。历史事件有大小，历史人物有主次，一一详载，其势不能；若将次要事件，次要人物，全部删略，则不能存历史之真，亦修史者所不忍为。于是司马迁创造了附记法，载述史事人物主次分明，使得一部《史记》有如参天大树，枝叶扶疏，形象灿然。《史记》各体皆有附记。夏、商、周三本纪上溯先公先王，实质是附记。又《项羽本纪》附楚怀王熊心，《吕太后本纪》附惠帝刘盈。年表中，《三代世表》之前溯及五帝，亦为附记。《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附载小国。在《六国年表》中，秦表附有蜀与义渠，韩表附有郑，赵表附有代、中山，魏表附有卫，楚表附有鲁、蔡、燕、吴、越，齐表附有宋，即附见的小国随宗主国。晋为三家所分，而晋末之事附魏，因晋都为魏所有。《封禅书》记载敬礼天地山川百神，是为正体，而方士求仙炼丹的活动，即是附记。《管蔡世家》附文王诸子及《曹世家》。七十列传，丰富多彩，有专传、合传、类传之分。此外，附传人物更多于正传所载。
专传指一人一传，合传指二人以上合传，类传指以类标题之传。凡传目标题之外的人物即是附传。专传、合传、类传三种传中皆有附传。正传与附转，表示列传人物的主次，并非附传为可有可无的附属物。有的附传仅附其名，一般是载列子孙、戚友；有的附传为事类相从，最具特色。如灌夫附魏其武安侯传，胶着不可分，班固《汉书》即标为合传。周昌、任敖、申屠嘉附张苍传，以类相从，实为汉初宰辅类传，而标了专传之目，曰《张丞相列传》。司马迁在《管蔡世家赞》《三王世家赞》《鲁仲连邹阳列传赞》中阐明附记之例，就着重于“类”的比较。《管蔡世家赞》云：“太史公曰：管蔡作乱，无足载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赖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属十人为辅弼，是以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此赞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重申《自序》提示的立篇旨意。《自序》云：“大任十子，周以宗强。嘉仲悔过，作《管蔡世家》第五。”第二层，揭示大任十子，成叔、冉季之属为附记。《三王世家赞》说明“燕齐之事，无足采者”。但三王封立的策文，“文辞烂然，甚可观也，是以附之世家。”也就是说，武帝三子，封立为王，按例应作世家，然无事迹可采，只好取其封策文，权立世家。褚少孙不明此旨，在《三王世家》封策文之外去求世家，自然是终不可得了。《鲁仲连邹阳列传赞》云：“邹阳辞虽不逊，然其比物连类，有足悲者，亦可谓抗直不桡矣，吾是以附之列传焉。”这里明确地揭示了合传连类相及之义，往往打破年代序列。连类相及，可以看作是附传，也就是说，《史记》附记法的实质，就是历史类比法的引申。
(4)阐明互见、对比义例。《史记》的五体结构，能容纳丰富的历史素材，这是其优点。但是，一个人物的事迹或一个历史事件，总是错综复杂和彼此牵连的。所以，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史，若孤立地将一个一个人物分散来写，势必会造成记事重复冗赘，这又是五体结构的不足。司马迁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并化短为长，运用了互见法和对比见义来组织材料，使有限的笔墨能够蕴藏丰富的内容。
互见法最基本的运用是详此略彼，互文相足，便于史事叙述条理分明。司马迁反复于篇中随文提示，作出交代，“事见某篇”，“语在某篇”。例如《周本纪》说，“其事在周公之篇”；《秦本纪》说，“其事在商君语中”；又说：“其语在《始皇本纪》中”；《秦始皇本纪》说，“其赐死语，具在《李斯传》中”；《吕太后本纪》说，“语在齐王语中”；《萧相国世家》说，“语在淮阴侯事中”；《留侯世家》说，“语在项羽事中”；“语在淮阴事中”等等，不胜枚举。这一类交代，仅是示例。未书明互见而实互见者甚多，其义深而微，其用显而著。运用互见法正名实，而于回护之中不失历史之真，其义就深而微。例如《秦始皇本纪》载：“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中，为盗所惊。”《留侯世家》云：“秦始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始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始皇本纪》称“盗”，正名也；《留侯世家》书明张良，记实也。运用互见法塑造人物，形象鲜明，其用就显而著。例如《项羽本纪》集中笔墨刻画项羽灭秦抗暴的英雄形象。而项羽的残暴不仁，嫉贤妒能，偏爱群小，刚愎自用，逞匹夫之勇等等缺点和过错造成了他的失败，则于他篇分散载之。又《魏公子列传》塑造了一个礼贤下士的政治家形象。魏公子在魏，秦兵不敢出。似乎魏公子一身系魏王之安危。但是对魏公子的评价却在《魏世家赞》中写出，说明魏国的命运并不取决于魏公子的个人作用。并且在《范雎传》中记载了魏公子畏秦不纳魏齐而受到侯嬴批评的情节。《史记》中这类事例比比皆是。司马迁笔下的人物形象之所以光彩照人，而又能做到忠于实录，互见法的运用是一个卓绝的创造。
对比见义，深微之理，不言而喻。《张耳陈馀列传赞》提示云：“张耳、陈馀，世传所称贤者；其宾客厮役，莫非天下俊杰，所居国无不取卿相者。然张耳、陈馀始居约时，相然信以死，岂顾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向者相慕用之诚，后相倍之戾也!岂非以势利交哉?名誉虽高，宾客虽盛，所由殆与太伯、延陵季子异矣。”张耳、陈馀合传就是有意将两人行事构成对比，赞论提示还应将二人行事与太伯、延陵季子对比，即不同篇章之间有对比。《卫康叔世家赞》提示卫宣公太子伋以妇见诛，弟寿争死以相让，应与《晋世家》载晋太子申生不明骊姬之过的行事相对比。王鸣盛曰：“《李广传赞》，美其死天下知与不知皆尽哀，忠心诚信于士大夫。《卫青传赞》则著其不肯招士，位尊而天下贤士大夫无称。两两相形，优劣自见。乃青名为不荐士，而倾危如主父偃，残贼如减宣，皆其所荐。又为郭解请免徙关内。然则青特不荐贤耳，于不肖者未尝不交通援引也。”《十七史商榷》卷六《史记六》。此论极是。
(5)提示微词讽喻义例。《十二诸侯年表序》云：“孔子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匈奴列传赞》云：“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这两则序赞借《春秋》以提示《史记》对当代史的记载多有微词讽喻。条列司马迁的讽喻手法，主要有五端，其一，状摹本人自矜声动态以寓讽。其二，引用他人之语以寓讽。其三，言古事以讽今。其四，用以褒为贬的反写法寓讽。其五，用无声的沉默以寓讽。试各举事例以明之。
《高祖本纪》载，汉高祖刘邦尊太公为太上皇，而“心善家令言，赐金五百斤”。因太公家令劝太公执人臣礼，刘邦心善之。“心善”二字揭示刘邦做作孝敬的内心世界十分妙绝。“赐金五百斤”这一行动，就是“心善”意识情不自禁的表现。又《叔孙通列传》载，叔孙通作礼仪，“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这更是自矜声色的典型例子。
引用他人之语以寓讽，莫过于对叔孙通的描摹。司马迁引鲁生语直斥叔孙通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作为铺垫。而后借叔孙通弟子之言，“诸生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这一贬一褒，相映成趣，使叔孙通好面谀以取宠的情态跃然纸上，嬉笑怒骂皆成讽喻。
言古事以讽今，《平准书赞》最鲜明。赞论叙写秦并天下，统一币制，“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恰似汉武帝屡改币制的写照。接着笔锋一转，直斥始皇，暗喻武帝。“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茅坤《史记评林》眉批云：“不及本朝，而以秦事为言若此，其旨深矣。”方苞《评点史记》亦云：“举秦事以譬况汉也。”
用以褒为贬的反写法以寓讽，有《酷吏列传序》《萧相国世家赞》《傅靳蒯成列传赞》等篇。《酷吏列传序》云：“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司马迁巧妙地引《老子》的话寓意“下愚之人”闻道而笑，非难孔子，实际是以抑为褒，用以反衬对酷吏的评论，则“皆辞为褒而义存讥刺也”。《萧相国世家赞》云：“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傅靳蒯成列传赞》云：“太史公曰：阳陵侯傅宽、信武侯靳歙，皆高爵。从高祖起山东，攻项籍，诛杀名将，破军降城以十数，朱尝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緤，操心坚正，身不见疑。上欲有所之，未尝不垂涕，比有伤心者然，可谓笃厚君子矣!”萧何是刀笔吏，为自保而谋诛韩信，故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成语流传。傅、靳、蒯成等人更是低能之将，因能阿谀逢迎皆封高爵，而攻城野战之将如淮阴侯、黥布等皆被诛灭，这难道是天意?高祖伐陈豨，蒯成侯周緤捧泪送高祖说：“始秦攻破天下，未尝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为无人可使者乎?”高祖以为“爱我”，赐緤“入殿门不趋，杀人不死”。司马迁活画出了一副奴才相，而赞曰“此亦天授”，“比有伤心者然”，讥刺刻骨，显系以褒为贬。
用无声的沉默以寓讽。《匈奴列传赞》云：“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此为影射之讽，声东击西，讽喻汉武帝好大喜功而不能择贤，故伐匈奴建功不深。何焯《义门读书记》云：“下即继以卫、霍、公孙弘，而全录主父偃谏伐匈奴书，太史公之意深矣。”吴汝纶《点勘史记》亦云：“此篇后，继以卫霍、公孙二篇，著汉所择任之将相也。”《佞幸传》末忽赘二语：“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云：“一若以此二人本可入《佞幸》者。”不过综观司马迁的论述，他曲折婉约地批评武帝不能择贤，主要是指破军降敌的贰师将军李广利，卫、霍二将毕竟以才能自进，并未深责，而是有抑有扬。又《平准书赞》不及汉事，《大宛列传赞》不评论征宛事，皆无声之讽。所谓无声之讽，就是不作直接的评论而寓有强烈的讽喻意义。《将相表》《刺客列传》创无字之序亦无声之讽。无声之讽要运用各种创造性的手法构成讽喻的环境和气氛，引人深思，唯司马迁能之。
(四)褒贬历史人物
《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本纪、世家、列传三体均载人物，计一百一十二篇。因此，褒贬历史人物是史记赞论最主要的一项内容。
司马迁褒贬人物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惩恶劝善，鼓励个人立名立节，劝诱为政者清平尚贤。
1论个人立名及生死之节
这方面的论赞，形式分散，篇幅较多，涉及面广，各阶层的人都有，很难一一条列，只能就司马迁的主要思想及褒贬尺度，略述两点于后。
其一，不以成败名位论英雄，褒扬对历史有贡献的人。司马迁为政治上的失败者项羽立本纪，陈涉立世家，破例为体，突出两人的历史地位，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司马迁评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评魏豹、彭越“智略过人”，虽败亡身诛，“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评黥布“功冠诸侯”；评淮阴侯韩信“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评“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这些人物的个人事业最终都失败了，死得很悲惨，但他们对历史发展作出了贡献，赢得了司马迁肯定的评价。孔子布衣，怀道济世，他周游列国而不遇，退而著书立说，教授弟子，“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屈原忠君爱国，他同邪恶势力作了决不妥协的斗争。司马迁在评价孔子、屈原二人时，一往情深。他用高山和大路来比喻孔子的学问，描写自己的心情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参观孔子故居，“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司马迁称赞屈原的崇高品德可“与日月争光”，读其赋，悲其志，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反之，对于赫赫声名的暴虐人物，司马迁则投之以讥酸的感情。他批评秦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批评商鞅“天资刻薄”；王翦“偷合取容”，其孙“王离为项羽所虏”；李斯“阿顺苟合，严威酷刑”；蒙恬“固轻百姓力”而“阿意兴功”。始皇及其辅秦人物，个人功业虽就，但不恤人民，最终不免身败名裂，都受到了司马迁的笔诛。
爱憎分明，色彩鲜艳，感情激荡，是非皎然，这是史记论赞评论历史人物的特色。司马迁的感情与古代人民的思想情怀相一致，这是他不以成败名位论英雄的思想基础。但是，生活直观的感情与深思熟虑的哲学理智及实在史事往往有差别。一个公正实录历史的历史家，他的卓越史识，不仅要反映人民的直观感情，而且要忠实地记载史事，还要做出历史家的客观分析，也就是要做到爱不虚美，恶不毁功，把感情与史事二者统一起来。在这方面司马迁作出了很好的实践，一是载述和评论人物运用了冷静的理智分析；再是编纂方法运用互见法对材料作了艺术的布局。具体说，史记论赞往往直抒胸臆表达强烈的感情倾向，而传记载述则善恶必书；《自序》撮其要旨，侧重史事分析，又十分冷静。试以李广、卫青、霍去病等征伐匈奴的将领作一分析，以见其旨。
《李将军列传》与《卫将军骠骑列传》两两对照。司马迁写李广一唱三叹，对老将军的不平遭遇，寄予了深厚的同情，论赞达到高潮。“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倾倒之情，溢于言表。记载卫、霍，则多曲笔讽喻，论赞借苏建语批评卫、霍两将军虽声威赫赫，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又云“其为将如此”，蔑视口吻，运于笔端。司马迁还说，“李广才气，天下无双”；卫霍不败，是“军亦有天幸”。这些评论是人民直观感情的倾诉。旨在打动读者对李将军的同情，谴责专制政治亲亲疏贤的不公平待遇，吐发内心的不平。但感情并不是史实本身，因此司马迁在传中对史实作了详载。他实录了李广“自负其能”，几次覆军的事实，还记载了李广心胸狭窄，枉杀霸陵尉的事实，以及还有杀降的残忍行为等等，并不因爱而虚饰。反之，对于卫、霍敢于深入敌后，屡立战功的事迹，并不因恶而抹杀。同样，对陈涉、项羽、彭越、韩信等人的过失并不隐晦，而对秦始皇及辅秦人物的功绩也不抹杀。总之，司马迁是一个善于表露感情，而又善于克制感情，理智冷静的历史家，他能够做到评论历史人物着重于功过是非的实事分析，着重于指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而不以成败名位论英雄，发扬了中国古代实录历史的优良传统。司马迁的杰出贡献更表现在他既能实录史实，而又表达了强烈的思想感情倾向，反映了古代庶民的喜怒情绪，这是司马迁“一家之言”的精华。
其二，不随世俗论是非，褒扬个人发奋取得成功的人。发愤，是指一个人身处逆境而其志不屈，更加激扬奋发而有所作为。《越王勾践世家赞》《伍子胥列传赞》《范雎蔡泽列传赞》《季布栾布列传赞》等篇较集中地论述了发愤精神。
司马迁首先承认，社会条件的顺利际遇对个人立名有很大的关系。《伯夷列传》云：“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那些岩穴之士，闾之人，想要“砥行立名”，若不附青云之士，想垂名后世是不可能的。《范雎蔡泽列传赞》说得更清楚。“范雎、蔡泽世所谓一切辩士，然游说诸侯至白首无所遇者，非计策之拙，所为说力少也。及二人羁旅入秦，继踵取卿相，垂功于天下者，固强弱之势异也。然士亦有偶合，贤者多如此二子，不得尽意，岂可胜道哉!”在封建社会，被压抑，受摧残的志士仁人不知有多少。但是，纵观历史，“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平步青云，一生通达的人未必能立名。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人只要发愤，是可以转祸为福的。所以司马迁对范雎、蔡泽二人终于显达于秦的结论是，固然是形势所至，但“二子不困厄，恶能激乎?”范雎若不是受辱于魏齐，蔡泽若不是见逐于赵，又怎能激发他们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呢?发愤精神推广开来，就是少小立志。对陈涉为人佣耕而有鸿鹄之志，韩信从人寄食而葬母行营高敞地，陈平宰社肉而思治天下等等，司马迁津津乐道，并非好奇，而是颂扬发愤、立志的精神。
一个人能不能发愤，需要具有两方面的精神素质。一要有坚忍顽强的奋斗意志，二要有忍辱负重的生死观。勾践卧薪尝胆，终报强吴。论赞评曰：“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勾践可不谓贤哉!盖有禹之遗烈焉。”勾践坚忍顽强，发愤雪耻，司马迁许之以“贤”。忍辱负重，更加难能可贵。《伍子胥列传赞》云：“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季布栾布列传赞》云：“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屦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忍辱负重，自奋立名，如伍子胥、季布，司马迁认为是真正的“烈丈夫”。这一观点，不仅与世俗相违，而且颇谬于圣人的是非。一般的世俗观点，认为忍辱负重是“贪生怕死”，若被刑戮，“中材以上且羞其行”《史记》卷九十《魏豹彭越列传》。。孔孟遗教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而司马迁却说：“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司马迁：《报任安书》，载《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又说：“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史记》卷一百《季布栾布列传》。。”那些一遇侮辱就轻身自杀的人，在司马迁看来只不过是无可奈何的表现，并不是真正的勇士。
司马迁赞扬忍辱负重的前提是自奋立名，“弃小义，雪大耻”，不能把生命视为蝼蚁，而要充分发挥它的价值，这恰恰是极为重视人的尊严，认为人格不可辱，而不是提倡委曲求全。怎样处理好这二者的界限是很难的。他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耳。”司马迁：《报任安书》，载《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人生最宝贵的生命不是不可牺牲，而要让它闪光，死得有价值。《陈涉世家》有一段精彩的纪实性议论透彻地阐明了生命所趋的哲理。陈涉与吴广在遇雨失期，“法皆斩”的生死关头，谋举大事，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涉在动员徒属起义时又说：“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前后一连叠用七个“死”字，鲜明地提出了死重于泰山，或死轻于鸿毛两条道路供徒属选择。九百戍卒选择了死重于泰山的道路。可见懂得生命之所趋，就会产生大勇。司马迁评论晏子伏庄公尸而哭，成礼然后去，说：“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又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评论栾布说：“栾布哭彭越，趣汤如归者，彼诚知所处，不自重其死。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评论蔺相如说：“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懂得生命之所趋，重于泰山之死不辞避，这就是智勇双全的人。
怎样对待生命，是司马迁评论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尺度。举事成名，为国而死，如陈涉之发难，死重于泰山。保持气节，尽忠报国而死，如齐布衣王蠋义不北面于燕，“自奋绝脰而死”，死重于泰山。守正不屈，为义献身，如屈原之沉渊，公孙杵臼和程婴之救孤，死重于泰山。扶危济困，重然诺而死，如侯嬴自刭以励军；刺客、游侠以死抗暴，死重于泰山。耽于安乐，碌碌无为而死；贪慕荣利，争竞而死；助纣为虐，效忠暴君而死，则死轻于鸿毛。如商鞅、李斯、蒙恬等残民而死，武安侯田蚡陷贤而死，袁盎、晁错相仇而死，皆轻于鸿毛。统观《史记》全书，司马迁精意述论每一个人的下场，在“死”的关节上大做文章。《报任安书》云：“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人要盖棺才能论定，所以生命的最后闪光是人之大节。可以说，司马迁关于“死”的精彩议论，是《史记》独具的特色，其所寄托的爱憎幽思之情，凝聚着丰富的人民性。
2论为国者治政之得失
这方面的论赞，集中反映了司马迁的政治观点。简括其要点如下。
第一，主张大一统，颂扬秦始皇汉武帝之功。《秦始皇本纪赞》云：“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六国年表序》称赞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自序》肯定汉武帝的功业，说：“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和《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序》也都明确肯定汉武帝“强本干，弱枝叶”的推恩措施，称扬说：“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庆，天下赖之。”
第二，主张顺民之俗，颂扬无为政治。如高祖、吕太后、孝文帝诸本纪赞，律书序，萧、曹世家赞等篇。汉高祖刘邦，起自匹夫而是“天统”，是因为他顺民之俗，“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吕太后无为，“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汉文帝“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司马迁许之为“德至圣”的“仁”君。萧何为相，“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曹参因循，“天下俱称其美”。
第三，崇尚德治，反对暴政。循吏、酷吏两传赞对照立论。《循吏列传序》云：“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酷吏列传序》云：“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这里，司马迁并没有绝对排斥“法治”，而只是认为“刑法”不是治政的根本，不能带来太平。《秦楚之际月表序》说，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而后有天下，子孙百世不绝。秦以暴力得天下，“销锋镝，豪杰，维万世之安，”结果二世而亡，“向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自序》云，“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这些论述表明了司马迁崇尚德治，反对暴政的思想，但他并不赞同俗儒们将德治与法治对立起来的迂腐观点。他认为暴力和法，是治政之“具”，不可缺少。但“具”只是手段，不是治政的目的。“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这才是目的。为政之道，是以“德治”导致天下太平。
第四，主张任贤使能，颂扬治平天下的贤相良将。《刘敬叔孙通列传赞》引谚语说：“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治平天下需要众多的贤才。周文王、武王之有天下，因有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佐文王，有周公、召公、毕公、尚父之伦辅武王。秦并天下，楚灭汉兴，都是因为有一大批贤相良将在起作用。《自序》提示立篇旨意，喜欢用“嘉”字和“能”字。如“嘉仲悔过，作《管蔡世家》”，“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作《商君列传》”。三十世家序目用了二十个“嘉”字，七十列传序目用了十八个“能”字，这一区别谨严的用字，表现了世家、列传的等级序列。诸侯为藩辅，将相乃爪牙。蔡仲悔过为藩辅，司马迁用“嘉”字以彰其善。商鞅以策谋辅秦立大功，司马迁用“能”字以扬其才。这些评论表现了司马迁对人才的珍惜，充分肯定了人才的社会作用。《史记》之所以以人物为中心，就和这一任贤使能、珍惜人才的思想有关。历史并非帝王的个人政绩，而是包含着一大批贤臣良将的共同努力。冯唐论将，司马迁为之立传；赵王迁诛贤害良，司马迁予以谴责。《楚元王世家赞》论贤人君子为国之祯祥，斥乱臣小人为亡国的祸胎。“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司马迁把用人的得失，提高到政治成败、国家兴亡的高度来立论。认为即便是尧那样的贤君，“得禹而九州宁”，如果想要治平天下，“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这些精彩的议论，表达了古代人民对贤人治政的向往，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