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史记》的凝聚力与研究现状

《史记》问世两千多年来，有不可胜计的中外学者阅读和研究它，因而《史记》早已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史记》作者司马迁是世界级文化名人，是集文、史、哲于一身的全能作家。《史记》全本在朝鲜、日本已流传一千五百年左右，它的部分纪传在20世纪翻译成俄、英、德、法、波等文。前苏联及美、英、德、法、波等国的汉学家均开展了《史记》的研究。日本的《史记》研究，历代累计名家学者一百余人，其成就可与中国的“史记学”成绩相颉颃。所谓“史记学”，就是指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研究而形成的专门学术体系。1949年后，中国的“史记学”研究分为大陆与台湾地区两支发展，各自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而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与日本的“史记学”形成鼎立格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史记学”研究迅猛发展，逐渐占优，已持续近三十年，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课题，研究队伍迅猛发展，研究成果以加速度的趋势递增，许多高等院校开设了专门的《史记》课，有的高校还成立了《史记》研究室。这些标志着当代《史记》研究步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可以预期，在21世纪初不久的将来，中国大陆的“史记学”成就将突现出不可企及的优势，而且整体成果将给中国“史记学”发展带来里程碑的价值定位，试评述如次。

(一)《史记》之树生命常青

在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精品中，唯有《史记》是无与伦比的“百科全书”，它有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养育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这一特殊的历史价值与地位，使《史记》成为中国学人的根柢书。司马迁的思想、精神、人格对中国知识阶层，对中华民族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以至于不研究司马迁和《史记》，就有中国文化研究从何谈起之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史记》日益走向普及，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由古及今，每一个时代都有一长串的名流学者涉足这一领域。汉代学者大家班彪、班固父子，文献学家刘向、褚少孙，哲学家扬雄、王充；唐宋文学八大家，史学家刘知幾、郑樵，哲学家二程、朱熹等数十人；清代的考据大家与文史哲各界学术泰斗如顾炎武、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万斯同、王念孙、阎若璩、章学诚等，不胜枚举；近现代的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胡适、鲁迅、郭沫若、侯外庐、范文澜、朱东润、程金造、陈直、杨向奎、钱书、蔡尚思等，也为大家所熟知。据统计，历代以来，研究《史记》的作者达二千余人，留下的论文有四千八百余篇，著作三百余部，总字数一亿二千多万字，这是研究其他任何一部古代文化典籍都不可比拟的。《史记》日益走向普及，生命之树常青。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当代《史记》研究更是一个热门课题，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持续在百篇以上。从1980年到2008年近三十年间的数据统计，作者达一千四百余人，发表论文三千余篇，出版论著一百五十余部，总字数约七千万字。当代三十年与历代二千余年总量之比，论文占百分之六十五，论著占百分之五十，字数占百分之六十，作者数量占百分之七十，综合评估占总量之半而有余。当代文学、史学、哲学，以及自然科学各界无不涉及《史记》研究，至于阅读欣赏的人则日益增多。《史记》为何有如此大的魅力?它的生命之树长盛不衰的原因，除“百科全书”是根本原因外，还有四大特点，分述于次。1民族文化的浓缩

第一，《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在《史记》之前已有《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竹书纪年》《楚汉春秋》等史书，但记载的范围十分狭窄，内容极其简单，历史被看成统治者个人的活动，因而缺乏广泛的社会意义，且诸史均只记叙相应时代的史事，没有一部是贯通古今的历史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需要，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创作了贯通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的三千年的通史，把历史撰述从一个狭小的天地引向一个广阔无垠的大千世界；而且以人为主体，建立了崭新的历史观认知体系，这是前无古人的。

第二，《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的大规模文献整理。《史记》广泛取材，“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融会百家学说、各种知识于一编，这正是奠定《史记》为百科全书的基础。从文献整理角度，将各种文化典籍整理编撰为一部历史著作，是文献运用的最高形式，也必然是发挥历史文献功能的最好手段，非通才大家不能为。司马迁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成为后代史家的典范，所以《史记》成了各科学习的根柢书。

第三，司马迁第一次叙述了全社会全方位的历史，不仅将社会各色人物及人民群众叙入历史，而且创立了民族一统思想，第一次记载了各民族的历史。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但是儒家的正统思想却一再宣扬“夷夏之辨”，以中原华夏民族为冠带之国，贬称周边各民族为夷狄之邦，以区分种族贵贱。与司马迁同时代的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的纲常伦理学说，也推广到民族关系上来。董仲舒认为，诸侯不能与天子平等，大夷小夷不能与华夏族平等，甚至各民族之间小夷也不能与大夷平等，说什么“大小不逾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春秋繁露·精华》)。而司马迁却在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代，不仅在《史记》中为百家学说留一地位，而且首创各民族史传，计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五篇。司马迁将东西南北各少数民族均视为天子臣民，说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都是黄帝子孙，“勾吴与中国之虞为兄弟”(《吴太伯世家》)、“越王勾践禹之苗裔”(《越王勾践世家》)、“东越王勾践之后”(《东越列传》)、“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匈奴列传》)。于是司马迁把记述各民族的列传与各人物列传等列编撰，表现了他的民族平等思想，表达了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走向统一的主题。东越反秦佐汉，参与中原改朝换代的政治斗争，司马迁特别加以记载，表现了他承认周边各民族有同等“革命”的权利。这一思想在当时是独步史坛的。

此外，《史记》还写了《大宛列传》，记述中亚各国的历史，留下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容，从而赋予《史记》以世界史的内容。由此可见，《史记》走向世界不是偶然的。

2民族共同心理的历史哲学

司马迁熔铸于《史记》叙事中丰富的历史哲学思想内涵，是一种民族特征在文化上的表现，它创立了表现共同的社会心理追求，如主张国家、民族统一的历史观；主张贤人治国，反对暴政的政治观；主张农工商虞并行发展，人人致富的经济观；主张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承认人欲并重义的义利观；主张德才兼备、自奋成才的人才观等等，这都是中华文化民族传统的精品。这里单说大一统思想的民族凝聚作用，足见《史记》的进步历史意义。

中华民族认同大一统。中华民族历经夏商周到秦汉已基本形成，并突破中原的界限而实现了大一统局面。这一历史过程为古代思想家所捕捉，经过孔子、董仲舒、司马迁首次做了完整的构建。司马迁所写的《史记》，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象征历史从统一到统一的发展，就是实现大一统的历史观。在司马迁笔下，从黄帝到秦皇、汉武的大一统，象征着历史发展的方向，象征着帝王德业的日益兴盛。中华民族不断壮大，各民族互相融合，远方殊俗日益统一，这就是司马迁大一统历史观的内容。中国历史的发展，尽管有曲折，有分裂，但总是走向统一，凡搞分裂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大一统思想，又被简括为“天无二日，人无二王”，整个中华民族统一体，只能有一个中央政府，这是每一个炎黄子孙心灵深处产生共鸣的大一统思想。“一国两制”的核心，就是实现祖国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深深根植于传统文化中，引起海内外极大反响，被西方政治家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称为“天才的创造，令人神往的构想”。因为这个构想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因而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最佳方案。

3历史与文学的成就，遗泽后世

《史记》作为历史书，是一部体大思精的著作。体大是指《史记》的五体形式，囊括中外，贯通古今，内容丰富，无与伦比；思精是指《史记》内容的全面性、系统性和进步性。《史记》所述历史内容表现的社会结构，以人为主体，在中国乃至整个人类文化史上，是首次体现历史是“人”的社会活动的发展史。《史记》全书，写了四千多个人物，五体中人物活动的篇目达一百一十二篇。以人为中心，就要写出活生生的人的活动，从而锤炼写人艺术，创造了历史与文学统一的范例。所以，《史记》的纪传在中国文学史上又是传记文学的典范。司马迁写历史人物，不是记流水账，而是选取生活行状中典型的事迹突出人物的特点。在司马迁笔下，人物个性鲜明，一个个呼之欲出。像项羽的叱咤风云、刘邦的豁达大度、吕后的刚毅嫉妒、樊哙的勇猛粗犷、叔孙通的阿谀逢迎、公孙弘的诈伪饰智、周勃的木讷厚重、陆贾的风流倜傥、石奋的恭敬醇谨、韩安国的圆滑世故、张良的策谋、陈平的奇计、李广的善射、张汤的残酷、信陵君的谦恭、蔺相如的智勇、廉颇的忠诚，苏秦、张仪、范雎、蔡泽等策士的智辩，屈原的志洁、荆轲的悲壮等等，各色人物都有极成功的刻画，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司马迁能够“言人人殊”，如张释之是厚重之人，就“还他一篇厚重文字”，万石、张叔是醇谨之人，“遂还他一篇醇谨文字”。总之，司马迁笔下的人物各具风采，他写谁像谁，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的典型形象。司马迁之所以能成功地完成历史人物的典型塑造，这是从属于他的理想的。司马迁用人物为中心写历史，其目的就是要用活生生的历史人物来警醒世人，寓褒贬，别嫌疑，明是非，使社会各色人物都能在《史记》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以史为鉴，培植自己的人生。所以《史记》行世，长盛不衰，成为人们提高素质，锤炼修养的必读教科书。《史记》创造历史与文学统一的艺术价值可供人们欣赏，也是它生命之树常青的原因之一。鲁迅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揭示了个中道理。

4崇高的人格，创新的精神，激励人生奋发有为

司马迁说：“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与挚伯峻书》)“三立精神”就是司马迁的人生观。他由于受李陵之祸而痛不欲生，但想到《史记》未完成，又坚强地活下来，将全部愤怨倾注于《史记》中。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一段名言：“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如果人的一生，不能对社会作出贡献，待后人评说，而仅仅以一死来对黑暗进行抗争，就如同“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司马迁在《孔子世家》和《伯夷列传》中，引圣人孔子之言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记载了父亲司马谈的临终遗言：“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也。”立身扬名为孝道的最高准则，这是司马迁借父亲之口提出的新颖见解。这种见解标志着司马迁在生与死的抉择中形成了以立名为核心的荣辱观，司马迁又将其上升成为发愤著书说。其言曰：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报任安书》)

司马迁的这段名言又申说于《太史公自序》中，足见其愤激之深。司马迁在发愤精神的推动下著书雪耻，升华了人格，做出了巨大业绩，本文序论已在开篇论及，兹从略。这里须补充的是，司马迁的发愤精神，不但激励了自己，而且也启迪着后人深思。他的“发愤著书”说，在文学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指出“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欧阳修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就是对“发愤著书”说的继承和发展。司马迁自己成功的伟大创作，更成为人们学习、企攀的样板，因而《史记》的生命之树永远常青。

(二)中国当代《史记》研究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当代《史记》研究，从方法和内容上看，特指1980年以来的研究，这是两千多年来“史记学”发展的高峰，其特点及发展趋势是提高与普及双向发展，前者总结，后者开拓，盛况空前。具体说，其特点有以下五个方面。

1队伍宏大，成绩显著

前文《例言》提及的当代《史记》研究的统计数据，即八十年代以来的成绩，论文三千余篇，论著一百五十余部，作者达一千四百余人。1980年以来的三十年间取得的成就，占二千多年“史记学”发展总成绩之半而有余，这足以说明，当代是“史记学”研究的一个黄金时代。

2方法更新，中青年学者大放异彩

传统《史记》研究，偏重微观，在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等方面下功夫，方法是抄撮材料，排比引证，集甲说乙云，这就是乾嘉考据的治学方法，唐代形成的《史记》三家会注是传统方法的一个界碑。

当代的《史记》研究，偏重宏观，以历史的研究方法为主导，把《史记》从“史料学”的研究水平提高到“史记学”的研究高度上来，把司马迁和《史记》放到中国文化、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大背景中进行评述，走上了科学化的轨道，从而把司马迁的思想研究提到议事日程，开拓了“史记学”的新格局。白寿彝《史记新论》、程金造《史记管窥》、陈直《史记新论》等，是前辈学者的成果。韩兆琦《史记通论》《史记笺证》、聂石樵《司马迁论稿》、吴汝煜《史记论稿》、宋嗣廉《史记艺术美研究》、郭双成《史记人物传记论稿》、可永雪《史记文学成就论稿》等是新一代学者的代表作。张大可出版了《史记研究》论文集、《史记论赞辑释》《史记全本新注》《司马迁评传》《史记精言妙语》《史记文献研究》《史记十五讲》《百家汇评本史记》，以及合作主编的《史记教程》，总成果五百余万字，在学术界别树一帜。

长江后浪推前浪，20世纪90年代涌现出一批青年学者，俞樟华《史记新探》、赵生群《太史公书研究》，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韦苇《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陈桐生《史记与古文经学》、程世和《史记——伟大人格的凝聚》、覃启勋《史记与日本文化》、徐日辉《史记八书研究》等，表现了青年学者的实力。现在他们已步入了中年，又有了陈曦、杨宁宁等新生的青年学者涌现。从总体看，中青年学者大放异彩，这是自80年代以来“史记热”持续不衰的根本保证。

3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课题不断深入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史记》研究者，对司马迁思想和《史记》文、史、哲、经和内涵展开了全面的研究，《史记》百科全书的价值正在日益显露。对司马迁的历史观、政治观、经济观、社会伦理观、学术观、历史编纂、历史文学、艺术手法、马班异同、《史记》与《春秋》等各个方面都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新观点和新看法。此外，司马迁的战争观、美学思想、法律思想、民族思想、人才学思想、天文学、医学成就、《史记》与档案资料、《史记》与地方志等等课题，不断被开发，而且都有系列论文发表或专题论著出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研究问题的深度来看，研究的水平和质量大大提高，20世纪80年代取得了许多重大课题的突破。例如司马迁与公羊学，《史记》的疑案研究，包括司马迁行年、《史记》断限、《史记》残缺与补窜、“太史公”释名、司马谈作史等等，都有新的探索。

4协作攻关，总结性的界碑工程被提上议事日程

唐代完成的《史记》三家注，是“史记学”的奠基工程，从那以来已历经一千五百年左右。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史记热”和新方法的运用，总结性的界碑工程历史性地落到了当代《史记》研究者的肩上。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更为可喜的形势，学术交流扩大，横向联系加强，全国性的《史记》学术研讨会从1985年以来到2012年的二十余年间已举办了十七次。2001年，中国史记研究会成立以来，已连续举办了十一届年会，并推出了系列的学术成果，年会论文集《史记论丛》出版了六集，收文四百余篇，总字数三百余万字。学术界横向联系，协作攻关提上议事日程。由笔者主持的《史记研究集成》，总括两千年古今中外“史记学”成果精义于一编中，共14卷800万字，已于2005年1月由中国史记研究会推出，在华文出版社出版。目前中国史记研究会委托张大可教授主持《史记疏证》工程，由多所高校协作攻关，规划1500万字，计划在2012年完成。这一大型学术工作的完成，毫无疑义是21世纪之初“史记学”的一项大总结，具有划时代的界碑价值。

5《史记》的普及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史记》普及图书，计有工具书九种，《白话史记》六种，选本二十种，通俗读物二十八种，其他读物五种，合计六十八种，三千余万字，可以说是不同层次上的《史记》普及工作。近年来，《史记》的普及工作，做得更加有声有色。多种多样的《史记》专题读物，如少年版《史记》《漫画史记》《绘画史记》《史记精言妙语》《史记人物新传》《史记》故事等等，百花齐放，光彩夺目。《史记》研究的微机处理与数字化也已着手进行。普及工作将是今后一个时期的方向。随着强化精神文明建设，《史记》已不再是少数文人墨客的案头物，而成为广大人民所共享、共识的文化艺术品，为期已经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