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记的体制内容及其价值
《太史公自序》概括《史记》的创作宗旨有四点。(1)“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即总结古今一切人间社会史事，考治乱之源。(2)究“天人之际，承敝通变”，即探讨天道与人事的关系，展现历史的变化和发展。汉代流行天人感应学说，自然要给司马迁的思想打下时代的烙印，而究“天人之际”。但是，“承敝通变”却又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框架。(3)确立以人物为中心的述史体系。司马迁认为运行无穷的历史，并不只是帝王的政绩，那些“辅弼股肱之臣”的言论行事不应泯没。他在《史记》中创作了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4)“拾遗补艺”，创一代典籍，继《春秋》之后，“成一家之言”。
上述写作宗旨，概括起来就是，司马迁要完成一部以人事为中心的包括百科全书知识的通史。内容决定形式。《史记》由五体构成。(1)《本纪》十二篇。(2)《表》十篇。(3)《书》八篇。(4)《世家》三十篇。(5)《列传》七十篇，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今本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正文有五十五万五千六百六十字，因杂有褚少孙的补续及后人增窜的文字四万余字在内，故比原著为多。
《史记》五体结构义例将在全书注释的“五体说明”中详述。这里集中将司马迁对自己的《史记》所作的十五字评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内容和价值作简括的评述。这三句话既概括了《史记》在史学上的贡献，也反映了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是司马迁探索历史兴衰治乱规律的研究方法。八书集中究天人之际，十表集中通古今之变。先说“究天人之际”。
“究天人之际”就是研究“天”与“人”的关系。今天来看，天人关系是十分简单的事情，但在古代却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天能支配人事，这一观念是维护统治权的理论基础，所以它总是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殷周时代宗教神学主宰着思想界，天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殷人最迷信，他们把至上神与祖先神合而为一，认为上帝就是他们的祖先。纣王快到亡国的时候还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史记》卷三《殷本纪》。认为有天命保佑是不会亡国的。武王伐纣，殷朝覆灭了，天命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天命靡常”的观念产生了。西周末年，幽王无道，发生了骊山之变和平王东迁，王权从天上跌落下来。春秋战国之际的动乱，贵族下降为皂隶，平民上升了，诞生了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治上发生了变法运动，“亲亲”观念被“尊贤”所代替。各国都重视人谋，讲求富国强兵。所以在《左传》中就记载了“吉凶由人”《左传》僖公十六年。，“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等无神论思想。战国末年的思想家荀子甚至提出了“人定胜天”的思想，写出了战斗的唯物主义哲学著作《天论》。秦汉之际，社会发生更大的演变，不仅是“五年之间，天下三嬗”，而且陈涉佣耕，兴起为王，他所遣王侯将相竟灭秦。不仅汉高祖刘邦起自匹夫，而且汉初开国功臣也大都出自社会下层。这些变化向人们提出了两个尖锐的问题，即天人关系与古今变化。在天人关系上，取得了统治权的统治阶级就要恢复天上的权威来巩固地上的王权，所以秦始皇和汉武帝两个雄主都十分迷信。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的神学，就是为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服务的。司马迁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接受他的大一统思想，但反对老师的“道之大原出于天”的神学思想。他敢于“究天人之际”，在当时是一种了不起的革命奋发精神。
首先，司马迁把自然现象与阴阳五行的迷信说法区别开来。司马迁发挥了其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对阴阳家评论说：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这里司马迁肯定了阴阳五行学说中对自然规律的概述，批判了“使人拘而多畏”的迷信禁忌学说。《太史公自序》还批评了“星气之书，多杂祥，不经”。《封禅书》对秦始皇汉武帝的迷信活动更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揶揄讽刺。在这个意义上，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是针对阴阳五行学说的迷信而开展的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天人关系是探讨人和自然的关系，天是指人类活动的环境。
其次，司马迁通过对实录史事的具体论述，对天道提出了质疑。《伯夷列传》为七十列传之首，以议论为主，中心思想是对“惩恶佑善”的天道提出了质疑，实际上是在提示七十列传是讲人事活动的，支配历史发展的是人而不是天。《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是两篇传记性质的《本纪》，相互衬映，构成了强烈的兴亡对比。楚亡汉兴的根本原因不是天意，而是人心的背向决定了事业的成败。《太史公自序》明确地指出：“子羽暴虐，汉行功德。”项羽一系列杀人屠城的倒行逆施导致了他的失败。所以司马迁在《项羽本纪赞》中批评项羽至死不悟，指出项羽将其失败归咎于“天亡我”是十分荒谬的。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进一步通过刘邦之口直接说出了天意不能支配人谋。刘邦说：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这段话最明白不过地说明了刘邦得天下是他善于用人的结果。天意不能支配历史的变迁。同样不能支配个人的祸福。《伯夷列传》在叙述了颜回早夭后说：“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这是对苍天直接发出了质问。《蒙恬列传赞》否定了蒙恬因筑断地脉而遭诛屠的观点，指出他轻百姓力，助纣为虐，死有余辜。
以上两个方面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主流和精髓。
但是，司马迁却又保留了天命的地盘。他在《高祖本纪赞》中说，“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并以此证明汉得“天统”。他还在《秦楚之际月表序》中，赞叹汉得天下是“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并说：“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在《天官书》中更是记载了许多天人感应的例证，并作出这样的结论：“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这些话无疑地保留了天命的地盘，不必讳言。但总的倾向，司马迁讲的天，虽然带有神秘色彩，而主要是指历史变化的事势，与一般的天人感应论者是不相同的。
从现象上看，司马迁在天命问题上既承认，又怀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这种矛盾思想恰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作为史官，司马迁必须对天命论这一官方哲学作出反应。他扈从汉武帝几十年，参与了封禅、祭祀天地百神等活动，既看到了他的虚诞，同时也看到了它对于加强统治的作用，因而予以记载，这就是阶级局限性。司马迁通古今之变，认为三代之兴是累世积德行义而得的天下，而秦汉之际天子起于匹夫，古今何以有这样大的差别?他不可能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求得解释，只好求救于天命论来帮忙，这就是历史局限性。但是，司马迁有着特殊的生活经历，他知识渊博，壮游全国，奉使巴蜀，扈从武帝负薪塞河，有着极其深厚的生活实践，了解人民群体的力量；尤其是无辜遭腐刑，亲身体验了天道的虚妄。这些生活与体验就是司马迁产生进步的天人观的源泉。所以从总体思想上看，司马迁尽管保留天命论的地盘，并不否认有意志的“天”的存在；但是他主要的思想倾向不是深信，而是怀疑，不是顺从，而是违抗。表现在《史记》中，就是对天命抽象地承认而具体地否定。讲“天命”只是表面文章，强调人为才是重点。司马迁在具体地论述历史变迁和评价人物的时候，是很少看到天命论的影子的。
司马迁出于对天道的怀疑而“究天人之际”，强调历史研究以人物为中心，原原本本地总结人为的历史经验，探寻治乱之源，成为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应该肯定的。
再看“通古今之变”。
“通古今之变”这一命题与董仲舒宣扬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是针锋相对的。“变”是司马迁朴素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他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在“变”，只有用“变”的观点才能探究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为了认识历史之“变”，司马迁提出了一系列研究方法和理论，如“详今略古”，“详变略渐”，“综其终始”，“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等等。统括为一句话，就叫“通古今之变”。
“变”是历史的本质。《论六家要指》云：“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没有一成不变的态势，没有永恒存在的形体。这种“变”的理论决定了司马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人类社会的历史，他名之曰“变”，曰“渐”，曰“终始”。《自序》云：“天人之际，承敝通变”，“略协古今之变”；又云：“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十二诸侯年表序》云：“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词，不务综其终始”等等，不胜枚举。“变”，指社会不断地进化和发展；“渐”，指的是进化和发展的运动过程；“终始”，指的是因果关系。十表的结构和内容就鲜明地反映了司马迁“详今略古”和“详变略渐”的历史观点。“详变略渐”是突出“变”，如秦楚之际作“月表，”就是突出“变”。《月表序》云：“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这讲的是剧烈变革之世的历史应该很好总结。《六国年表序》云：“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一方面讲以古为镜，一方面又讲古今不同，不可混同古今，表现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司马迁特别重视对秦朝历史的总结，就是为汉世作镜子的。
《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上下贯通三千年。但五帝三代两千多年只写了五帝、夏、殷、周四个本纪，三代、十二诸侯两个年表，共六篇。可是仅百年汉史就占了六十二个专篇，兼及汉史者十三篇，共七十五篇，过了半数。这是详今略古的布局。《史记》特详记四个段落的历史：(1)西周建国史；(2)战国之世的变化历史；(3)秦汉之际的变革历史；(4)武帝建元、元封之间的变革历史。这四段变革历史加起来不到三百年，仅占两千四百年历史的八分之一，而篇幅却超过了四分之三。也就是说，《史记》叙两千余年历史，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而变革之世的三百年历史就要占近四十万字的篇幅。这是详变略渐的布局。详今略古与详变略渐相结合，使历史的叙述波澜起伏，言简意深，“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史记》记事“三千年”云云是晋人张辅语，见《晋书·张辅传》。依《竹书纪年》《殷历》《三统历》等记载推计，《史记》记事实为两千四百余年。
司马迁述史之时，正值汉家隆盛时代。人们歌舞升平，但社会已经潜伏着严重的危机。既然司马迁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个里程是因果相连的，那么治乱兴衰就是有规律可循的，所以他给自己提出了“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报任安书》)的任务。“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就是探寻“成败兴坏之理”的方法。所谓“原始察终”，就是追原其始，察究其终，把握历史演变全过程来看它的原因、经过、发展和结果。所谓“见盛观衰”，就是在兴旺的时候，要看到它开始转化的起点。司马迁正是用这八个字来观察人类社会的发展。要洞悉历史的发展过程，不仅要作贯通的研究，还要划分段落来考察。前一段历史是后一段历史发展的原因；后一段历史是前一段历史发展的结果。十表具体地划分了司马迁所认识的历史发展阶段。《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是古代史表，略推三代；《六国年表》和《秦楚之际月表》，是近代史表，着重总结秦朝兴亡的历史经验；汉兴以来诸表是现代史的专题年表，概括本朝政治的得失，这三大段历史的详略层次极为分明。五帝三代只作一个世表，用以勾勒历史的发展线索，虽然自“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三代世表序》)，但那是靠不住的附会传说，司马迁不录，从共和元年起方始纪年。《十二诸侯年表》和《六国年表》的分界点是用“孔子卒”(《十二诸侯年表序》)。司马迁以一代伟人的凋落作为时代的分界点，似乎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实则不然。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和《六国年表序》中集中论述了春秋战国两个时代的巨大变化，这才是他划分时代断限的依据。古代用王公纪年。孔子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79年)，而周敬王卒于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十二诸侯年表》与《六国年表》的绝对年代分界点，司马迁用的是周敬王之卒与周元王之立这两个周王的交替年代，并没有用孔子的绝对卒年，这样做为的是便于史事叙述。《六国年表》下限不是断至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而是断至秦二世之灭的公元前207年。这反映了司马迁划分历史断限具有一定的义例即理论，但是并不作机械的刀锯斧切，而以历史自然发展的段落划断限。《史记》全书的断限，司马迁发展了父亲的计划，延伸上限起于陶唐至黄帝始；他又延伸下限迄于麟止至太初，因为这更能“原始察终，见盛观衰”。黄帝是建立统一天下的圣王，尧是不能与之相比的；太初是西汉的极盛时期，也是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元狩元年是不能与之并提的。学术界主张《史记》下限断自元狩元年的人，未能很好研究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理论，是绳墨之见，不可取。建立历史年代学，把贯通的历史划分断限，“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这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重要内容，具有把历史叙述引向科学化轨道的重大意义，应当认真地加以研究。司马迁的这一理论与实践，是空前的创造，是那个时代朴素历史唯物史观的最高水平。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方法和理论，是值得肯定的。
下面谈“成一家之言”。
“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在历史学上的一个首创。这表明，司马迁作史，并不是历史资料的汇抄和事实的堆积，而是要阐明自己的思想。“言”就是议论、理想和主张。“成一家之言”就是要独创一个思想体系，具有划时代的内容，能启迪后人，影响社会。司马迁的“一家之言”熔铸在《史记》中，表现为他对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伦理各个领域的观点，内容极其丰富。但“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则是司马迁“一家之言”的核心。他自己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均作了鲜明的提示。《太史公自序》说：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报任安书》云：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的这两段话，把他“一家之言”的内容和表述形式都揭示得十分透彻，是我们研究的依据。“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讲的是《史记》取材，无所不包，这决定了《史记》内容的丰富性及复杂性。这句话也是司马迁提出的史学理论。他认为历史学要概括人类社会的一切文化发展，所以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融会百家学说于一编之中。于是他创造了五体的表述形式来条理包罗万象的人类文化历史。“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承敝通变”等，是讲治史的观察方法。“究天人之际”，讲自然和空间，划分天人关系。“通古今之变”，讲时间流变，人类社会是随时间的流逝而演变。司马迁所要捕捉的就是这一个“变”字。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就是在古与今的时间流变中不断演进。“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则是通过考察历史来把握历史演进的内容，认识治乱兴衰的规律，为西汉一统的封建政权寻求长治久安的“治道”。可以说这就是司马迁历史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我们研究司马迁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社会伦理思想等等，都应循着这一思考路线去分析，才能把握它的实质。所以我们说“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是司马迁“一家之言”的核心。
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就其基本思想来说，仍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他是为巩固封建政权而述史的。他在《太史公自序》中高度推崇《春秋》的褒贬笔法，“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能“使乱臣贼子惧”。司马迁宣称他的《史记》就是继《春秋》，“述往事，思来者”。《春秋》寓褒贬，“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史记》继《春秋》就是要明是非，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述往事”即“志古”，指《史记》所包容的全部历史内容。“思来者”即“自镜”，使后人思考借鉴。司马迁要后人以史为镜，显然他在述史中熔铸了自己的理想，并洞察历史未来的变化。司马迁认为，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洞察事势变化，借前车之鉴，可以避免覆败之祸。《史记》着重写变革的历史，并以人物为中心，在治乱二字上下功夫，意义在此。《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不是一朝一夕突然发生的，而是早就有征兆，这就是“渐”。所谓“渐”，既是指未然之事的征兆，也即是已然之事的发展过程。司马迁“通古今之变”，就是要把握这个“渐”，预察未来，思补救敝。正因如此，司马迁对以往历史的“述”和对未来变化的“思”，都是一丝不苟，很动感情的。他经常废书而叹，叹极而垂涕。他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废书而叹”；他每读《虞书》，看到古代明君贤相互相鼓励，情不自禁，“未尝不流涕也”；他读孔子书，“想见其为人”；他写晏子传，愿为之“执鞭”；他读屈原赋，“悲其志”；他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由此可见，司马迁忧民之深，悲时之切。他以人物为中心记述历史的治乱之变，载其恶以诫世，书其善以劝后。认真地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使历史起到镜子的作用。这就必然要突破正统的和愚忠的思想束缚，敢于实录历史，讥刺君王，非议圣人，反对暴政，同情人民的苦难，在《史记》中突出了重视人民力量的思想，这些就是《史记》的人民性思想成分。司马谈和司马迁在《论六家要指》中把独尊的“儒术”与罢黜的“百家”等列，论长道短，而对于道家却无微词，简直是离经叛道。因此，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可以说是我国异端史学的优秀传统，是应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