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记成书的历史条件

司马迁的生卒年，学术界争论很大，各有五六种说法，迄今无定论。根据王国维的考证，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约卒于昭帝之初(公元前86年)，享年约六十岁。司马迁一生恰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相始终，适值西汉鼎盛时期，这也是中国封建制度确立以后的第一个盛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都出现了空前蓬勃的发展局面。司马迁降生在这个盛世，完成了空前的历史巨著，正是应运而生。

首先，如何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作出学术的综合。早在高帝之初，即让陆贾总结“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的历史经验，寻求长治久安之术。陆贾总结亡秦的教训是：秦代“事愈烦而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新语·无为》。。这一套治国理论，刘邦“称善”，左右呼“万岁”《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从而确立了汉初的无为政治。孝惠皇帝和高后继续执行这一治国方针，“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赞》。。到了武帝即位的时候，民则人给家足，而府库余货财，农业技术提高了，手工业发展了，城市兴起，商业发达，全国一片欣欣向荣。可是，一百年前，在秦汉之际，“三十年之间，兵相骀藉”，“死人如乱麻”《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陈涉发难，项羽灭秦，刘邦兴起，“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史记》卷十六《秦楚之际月表序》。。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化是怎样发生和发展的?这需要对学术作出综合的研究来回答。与司马谈同时而与司马迁相及的淮南王刘安，就纠集学者编集了一部“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淮南子》卷二十一《要略》。的《淮南子》，进行学术综合的工作。董仲舒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治《公羊春秋》，宣扬大一统，也是做学术综合的工作。司马谈、司马迁对这一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追溯到春秋战国之世。《十二诸侯年表序》云：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这段议论把学术总结与现实的政治紧密相连，表明了司马谈、司马迁的学术思想，效《春秋》拨乱反正，综合学术为治政服务，司马谈临终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又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也说：“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以下引文凡未注者即《自序》。。历史使命感，使司马谈、司马迁父子自觉地肩负起述史的任务，并且确定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载《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的述史原则，探究历史之变，回溯以往，推察未来，用以回答汉朝之所以兴以及如何巩固、发展的问题。清代学者钱大昕说，《史记》的“微旨”有三，“一曰抑秦，二曰尊汉，三曰纪实”《与梁耀北论史记书》，载《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四。，这正是司马迁所处时代的精神和时代的使命。

其二，西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修史条件。司马迁修纂《史记》，是“长期的历史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白寿彝：《史记新论》，求实出版社1981年出版。。如果没有《春秋》《尚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等史书的先后问世，就不可能凭空冒出《史记》这样的巨著来，司马迁能够运用这些典籍，是西汉的文化发展提供的条件。因秦汉时期，书籍的传布，主要用简策书写，得书十分困难，昂贵的缣帛书更非一般人所能得。秦始皇焚灭诗书史记，以愚黔首，还不准民间读书、藏书，制造了人为的困难。《汉书·叙传》云：“(班)斿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时书不布，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大将军白不许，语在《东平王传》。”成帝之时，尚且如此，何况武帝之世。但司马迁却能“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这些图书是西汉王朝长期收聚起来的。班固说：“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颜注引刘歆《七略》云：“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及注。。早在惠帝四年，汉朝就废除了挟书律，奖励献书，提倡讲学。汉文帝曾派晁错到济南记录整理九十余岁老人，故秦博士伏生口授《尚书》。汉武帝即位之初，就“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汉武帝还下令，“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卫宏：《汉仪注》，载《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如淳说。。所谓“序事如古春秋”，就是进行年月日的编纂整理，使天下计书皆为有用史料。成帝时刘向校书，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实际上就是进行典籍整理。这个工作由太史主持。司马迁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司马谈、司马迁相继主持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得以阅读秘籍图书，成为最博学的人。《史记》虽为司马迁私撰，实际上动员了整个太史府的力量。太史府等于是国家给司马迁设立的书局。

其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宏阔昂扬的时代，是《史记》成书的直接背景。汉武帝击胡攘越，开拓疆土，内兴功作，改革了上层建筑，加强了大一统的皇权统治，造成了西汉王朝的博大气象。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原本是汉武帝身边的亲信，积极参与了汉武帝事业的兴作。司马谈对封禅制礼，起了重要作用。司马迁从巡武帝，目睹各种盛大的典礼场面、阅兵仪式，以及游猎活动，领受了宏阔昂扬的时代精神。司马迁还奉命出使西南夷设郡置吏。《报任安书》说：“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这是青年时期司马迁思想的真实记录。“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司马迁充分肯定了汉武帝的事业。他在答壶遂问中说：“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司马谈计划述史至于麟止，鲜明地表现了这一思想倾向。司马迁继承这一思想，认为“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史记》载武帝一朝史事，篇目和字数均占四分之一。许多篇章都有司马迁活动的足迹。《史记》的体大思精是和司马迁直接参与汉武帝宏伟事业的活动分不开的。也就是说，武帝一朝的宏伟气象是《史记》成书的直接背景。

其四，汉武帝后期阶级矛盾尖锐化，为司马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方法论提供了现实的依据。“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司马迁研究历史的一条重要理论原则。司马迁用这样的方法，认识到汉朝的统一和制度，是继秦朝历史的发展，从而肯定了秦朝的统一之功。同时，从秦朝覆亡的原因，又看到了当时政治的危机。例如他在《平准书》中就指出汉武帝步秦始皇的后尘，“竭天下之资财”以恣其欲，并不以为怪。因为皇帝视天下“子民”为一人之私产，毫无节制地挥霍，把天下人民推入了火坑，其源盖出于皇帝高度集权之弊。“事势之流”，就是指汉武帝效秦始皇专制纵欲，带来了社会危机。他从各个方面揭露了当时社会矛盾，得出“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的结论。当汉武帝和臣僚们正在弹冠相庆丰功伟绩的时候，司马迁却看出了汉王朝统治的危机，在《酷吏列传》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严刑峻法激起了农民起义，这实在是了不起的见识。可以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具有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司马迁既尊汉而又批判，既看到它的兴盛而又看到它的弊病。两千年前的司马迁有如此不凡的识见，来源于他对现实社会演变的深刻观察。西汉社会在“文景之治”的升平时期，就已隐伏着对立的阶级矛盾。贾谊、晁错在政论中就发出了呼喊。到武帝之世，矛盾有了进一步的激化。“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同上。。到了武帝后期，由于汉武帝过度使用民力，造成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卷七《昭帝纪赞》。的残破局面，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各地爆发了农民起义，动摇着汉王朝的根基。司马迁目睹这一时势的变化，不能不对天命论产生怀疑，不能不对“今上圣明”的述史主题进行修正。所以《史记》内容呈现出尊汉与暴露的矛盾，正是司马迁所处时代剧变的反映。

其五，文景之世开明政治的流风余韵，启迪了司马迁自成“一家之言”。汉文帝即位，发动了对秦王朝暴政的批判，吸取“雍蔽之伤国也”贾谊：《过秦论》。的历史教训，鼓励臣民直言极谏，并定为举贤良方正的基本条件。汉武帝专制有别于秦始皇的根本之点，就是还能容忍臣下直言，故有晚年悔征伐之事。汲黯在廷对时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史记》卷一百二十《汲郑列传》。汉武帝怒而不罪。所以在汉武帝时代，虽罢黜百家，而文网未密，臣工士庶，尚能直言议政。故司马迁述史，汉武帝未予干涉。尽管卫宏记载了武帝削除景纪、今上纪的流言，但未禁司马迁著书。在这一环境下，司马迁才敢于直言，实录史事，虽有忌讳之辞，而能终成一家之言。

以上各点，是为《史记》成书的客观条件。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西汉著名的学者和历史家，任太史令。他首先提出并构思创作一部融会百家学说、贯通古今的历史巨著。《太史公自序》载“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就是司马谈发凡起例的规划。从这一述史断限，可知司马谈作史起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

司马谈用司马氏祖先“世典周史”的光荣家谱教育司马迁，启发他肩负历史使命，成长为一个自觉的历史家。司马迁没有辜负父亲的希望。他少小立志，要和父亲一道来完成这一旷世大典。司马迁勤奋攻读，十岁时就能阅读古文书籍，《春秋》《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等。司马迁为了熟悉社会，了解民情，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二十岁时就广游祖国名山大川，搜奇访古。司马迁二十壮游事在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重点在南方，故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自述为“二十而南游江淮”。司马迁壮游亲切地感受到汉王朝盛大的时代气息，领略了山川的豪气，开阔了视野，扩展了胸怀，增长了见识和才干。同时也接触了下层社会，不仅吸收了人民的语言，而且了解到人民的疾苦。当他后来受李陵案株连遭迫害时，自然要联想到下层人民生活的悲惨景况，从而对残酷暴虐的统治者发出控诉。

司马迁壮游回到长安。接着他又向当时著名的大儒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从而成长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汉武帝征求文学材力之士，司马迁做了郎中。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司马谈病死。这时司马迁三十六岁。谈临终嘱咐司马迁继承自己的事业，一定要完成通史著作。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司马迁继任太史令，独立担当了修史任务。至太始四年(公元前93)基本完成。这一年司马迁写《报任安书》，透露了他写作《史记》的情况，因李陵案而亲身体验了专制暴政的荼毒，从而升华了《史记》的主题。

《报任安书》是研究司马迁思想和写作《史记》最直接的资料。《文选》本所载《报任安书》论及《史记》五体序列为表、本纪、书、世家、列传，与《太史公自序》不合。《自序》所载五体序列即今本《史记》序列，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此可证司马迁写《报任安书》时，《史记》还没有最后编定。其写作程序，十表最先完成，作为纲目，是在全书定稿后才将本纪提前的。

《史记》记事上起黄帝，下迄太初。重大事件如李陵、贰师之降匈奴，征和二年巫蛊案，武帝封禅巡游等讫于天汉征和之际。征和之后，《史记》仍在删订改削，有记事讫于后元二年者。《史记》中有十五个篇目涉及太初以后记事尽武帝之末，从天汉元年至后元二年(公元前100—公元前87)，前后十四年，总计一千三百六十六字，只不过是司马迁对历史变迁“综其终始”的简略附记，与作为时代断限的太初并不矛盾。《史记》各体所记史事大势，均断限在太初，故太初以后名臣显宦，概不作传。《史记》断限太初，说明司马迁从太初元年起正式定稿《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列诸侯王事至太初四年而讫，此为下限太初元年之发展，也是“至太初而讫”的极限。

上述过程说明，司马迁作史分为三个阶段。元狩元年司马谈发凡起例。从元朔三年到元封二年，司马迁壮游、受学，赞助父谈修史，前后十八年，是为助手阶段。从元封三年到太始四年，其间十六年，是为司马迁发愤著书阶段。这期间时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汉王朝由盛而衰，司马迁受李陵之祸，这都激发着他发愤著书。征和以后至武帝之末六年为第三阶段，司马迁最后编定《史记》，继续删订改削，补苴拾遗，死而后已，司马谈发凡起例，司马迁踵成其业，父子两代共同写作了三十多年。《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人的心血结晶。

唐刘知幾论良史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清章学诚又加之以“德”。这“才、学、识、德”四大要素，司马迁可谓兼备一身。司马迁聪颖勤奋，十岁诵古文，养育了他的“才”。得天独厚的家学渊源和师承，培植了他的“学”。壮游与受祸锤炼了他的“识”。史官世家的血统和气质，司马谈尽忠尽孝的教育，临终遗言的嘱托，涵育了他的“德”。这些就是《史记》成书的主观条件。

总之，《史记》之所以成为一部不朽的名著，乃是主客观条件的统一。西汉的大一统和文化高涨，汉初的无为政治与言论开放，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及其宏伟事业，这是大一统社会形成后的历史必然。《史记》中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就是对这一历史必然的描述。司马谈领会了时代的要求，立下述史壮志；司马迁以他的超群识见通古今之变，在创作过程中不断追寻历史之变，升华述史主题。在司马迁手中，《史记》主题作了两次飞跃式的升华。一为太初元年修改《史记》断限，增强现代史内容，以“见盛观衰”；二为司马迁受李陵之祸发愤著书，扩展了《史记》的社会内容，面向下层社会，吐发不平际遇，形成了“是非颇谬于圣人”的异端思想，使《史记》熔铸了人民性的成分。虽然我们无法考证司马迁作史的先后篇目，对《史记》主题思想的升华过程不能做出具体的描绘，但其发展脉络有如上述，具有清晰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