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西汉司马迁撰。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在今陕西韩城芝川镇)人，是我国古代最有创造天才的历史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有着崇高的人格、坚强的毅力和卓越的创新精神与史才，所以在两千多年前就写出了《史记》这样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学和文学巨著，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观。两千多年来有不可胜计的中外学者阅读它和研究它，给予崇高的评价。对于这样一份遗产，我们在阅读和欣赏它之前，对司马迁的品格和创新精神，对《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它的体例内容和思想价值，它的史论体系，以及司马迁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有一个轮廓的了解是十分必要的。
一、司马迁的崇高人格和创新精神
司马迁的崇高人格和创新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忍辱负重，发愤著书，实现了“成一家之言”的理想；二是勇于探索和创新，创作了划时代的纪传体通史；三是严格地忠实于信实可靠的历史，不与圣人同是非。这些精神和品格，都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司马迁在青年时期，就是其父司马谈发凡起例修撰通史的得力助手。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谈临终时，拉着司马迁的手垂泣嘱教，希望司马迁完成他的未竟事业。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这使他有机会阅读皇家图书馆的藏书，创造了有利于修史的条件。司马迁为太史令的第五年，汉武帝改官制，颁布了新历，即太初历，于是改元太初。改历象征西汉王朝的鼎盛。司马迁亲自主持了太初历的制定，并加紧了《史记》的撰述。七年后，即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司马迁由于李陵案牵连下狱，惨遭腐刑，蒙受了极大的屈辱，痛不欲生，但每当此念萌生，他耳边就会响起父亲临终遗教，眼前就展现出一幅幅古人发愤著述的画面。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赋《离骚》，左丘失明著《国语》，孙子膑脚论《兵法》，《诗》三百篇，大都是圣贤发泄愤懑的作品。从古以来，权贵富人生时显赫，死而名灭，多到不可胜记，只有那些具有坚强毅力、崇高品格而做出了一番事业的人才能名垂后世。这就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里一唱三叹、反复申说的“发愤著书”说。他从个人的悲怨中解脱出来，忍辱著书，把自己的愤懑和不平倾注在《史记》中，成为“一家之言”，表达了鲜明的爱憎感情；他同情人民的苦难，揭露专制统治的黑暗，留下了宝贵的实录作品，这种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是值得我们敬仰的。
司马迁的伟大，更体现在他创作实践中的不断创新精神。司马迁非常尊敬他的父亲，也无限推崇孔子，但是，他并不墨守父训和死抱经文。他的创新精神突破了父亲的规划和圣人的遗则。例如《史记》断限，“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是司马谈效法孔子编《尚书》祖述尧舜，修《春秋》绝笔获麟的程式。司马迁延伸上限，“起于黄帝”，宣扬大一统的历史观；延伸下限“至太初而讫”，实录西汉鼎盛的历史。
创新既是司马迁品格的集中反映，也是《史记》的最大成功。《史记》之所以是一部划时代的伟大著作，用最简练的语言来概括，就是这部巨著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划时代的创新，如果把司马迁的创新加以具体的罗列，至少可以列举以下十个主要的方面。
1、首创纪传体，形象地照映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序列；
2、首创贯通古今的通史，建立了历史发展断限理论的年代学；
3、首创“太史公曰”的史论形式，提出了系统的史学理论；
4、首创经济史传，发展了古代朴素的唯物史观，意识到经济发展状况对社会历史起决定的作用；
5、首创军事史传，系统地总结了古代的战争理论和叙述了战史内容；
6、首创学术史传，辨章学术源流；
7、首创民族史传，提出了民族一统的思想；
8、首创各色人物的类传，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
9、首创语译古文，使艰深古奥的语言通俗化；
10、首创历史文学，把历史人物的实录塑造成为典型形象。
其他还可以罗列一些，例如首创礼、乐、历、星等各种专题的文化史传，扩大了历史记叙的范围；首创《大宛列传》，载述外国史事；等等。
上述创新，总括成一句话，就是司马迁创造了“纪传体通史”。这是史学发展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创新，从此奠定了史学的独立地位。在司马迁以前，史学只是经学的附庸。《春秋》是六经之一，它别嫌疑，明是非，寓褒贬，以当一王之法，司马谈和司马迁都十分推崇这部书，并把自己的著作看成是继《春秋》的事业；但《春秋》仅仅是记载了一些历史事件的标题，且以一字寄寓褒贬，因而读之如读无字天书，算不上一部真正的历史书。《左传》是解经述史，虽然详载历史事件，但记载的范围和时间都是有局限的，它的内容也只是偏重于春秋各国间的会盟和征伐，而很少有社会各阶级阶层代表人物的活动，也缺乏制度沿革和经济、地理、天文、历法等知识的系统叙述。《国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资料汇编，远不及《左传》有深度。《战国策》记载了战国时期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内容，而重点却是记录纵横家的说辞，既不是系统的战国史，也不完全是信史。至于其他先秦典籍，除《尚书》外，更说不上是历史书。《史记》第一次综合古今典籍成一书，汇总百科知识成一体系，是一部真正体大思精的历史著作。所谓体大，是指它的五体形式；思精是指它内容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史记》五体，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分开来看又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首尾完俱，贯通历史发展的线索，各有不同的侧面和重心。五体合起来看又是组织严密互相交融的一部著作，自成一家之言。正因为它体例完备，才能容纳丰富的历史素材，在有限的篇幅之内使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民族、社会以及自然界的星象、历法、地理等无所不备。所以晋人张辅说，司马迁作史，“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卷六十《张辅传》。。清赵翼称它为“全史”，并说：“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二十二史札记》卷一。
司马迁所以能够创新，主要是他立意高远，能够坚持实录的写作精神。西汉一代大儒都推尊《史记》为实录。班固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坚持实录是司马迁的崇高史德，为他高远的述史理想服务。司马迁的述史理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载《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拿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来回答历史是怎样变化发展的，所以他不与圣人同是非，突破了旧的思想传统和官方哲学的框架。这种创新思想，集中地表现在赞扬道家以及为商人、游侠立传这几个方面。班固说：“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敝也。”《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班固赞语。班固所批评的司马迁的“敝”，恰恰是司马迁思想中光彩夺目之“长”。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是肯定文景之治的升平而否定汉武帝的多欲所造成的衰败；述货殖为商人立传，是肯定商人促进生产发展，对社会经济的繁荣所做的贡献；颂游侠是肯定这一类人能够牺牲自己、救人之急的道德。实际上，司马迁是通过颂黄老、商人、游侠来表达他对开明政治的向往，对人民求实利和反强暴的肯定。这些思想正体现了《史记》褒贬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尺度不是受统治阶级正统思想的约束，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从被压迫人民的利场来立论，这无疑的是那个时代最进步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