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希冀与现实的批评

古往今来的思想家、史学家，无论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无论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都以自己遵循的理论为指导，总结过去、思考现实、企冀未来。这是他们特有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使然。司马迁推崇汉文帝的政绩，论说甚至批评汉武帝的政治，构思关于一统的理想，对未来寄予更大的希冀。

《史记·孝文本纪》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汉武帝的政绩，如除收帑诸坐律令；令列侯就国，减轻吏卒输给长安的劳苦；开籍田，亲率耕；除诽谤妖言之罪；除肉刑；除田之租税；与匈奴结和亲之约；拱郎吏员；弛山泽之禁，发仓庾以振贫民；民得卖爵，等等。司马迁认为，“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考文皇帝”，因为他“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也。”还叙述称颂了汉文帝即位二十三年间厉行俭朴、遗诏不要大办丧事等。在司马迁笔下，汉文帝时代是理想的“礼义”一统的时代。这个时代从总体上讲，“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德君子者耶?”(《律书》)这里，对文帝时社会生活状况描绘得如同人间仙境。司马迁把这种社会安定、人民乐业的“大一统”的太平盛世，归功于他认为是“德君子者”的汉文帝。汉文帝被司马迁认作达到了帝王品德最高境界的皇帝，是施行和遵守“礼义”的典范，是“仁君”。《史记》对孝文帝多有赞颂之论，譬如：《孝文本纪》中评论说：“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对汉文帝称赞，最为善美不过。又譬如，《史记》在有关人物诸列传中，也表彰了汉文帝勇于采纳袁盎、张释之、冯唐、田叔等大臣直谏的精神，不用“贤有行”的皇后弟窦广国为丞相的用人态度等。

称颂汉文帝和汉文帝时代，一个重要的用意，在于劝谏汉武帝和改良修正汉武帝时代，在于企冀现实的一统社会发展为理想的一统社会，给未来的社会一个努力目标。择其要者，首先，批评警告汉武帝连年用兵伐匈奴；希望有一个适度妥当的边防政策。武帝时，改汉初与匈奴和亲的政策为连年用兵讨伐，导致边防战火四起。对此得失，司马迁在《平淮书》、《汲黯郑当时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有直接的评述，还在《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借主父偃、徐乐、严安等的谏伐匈奴的上书进行了评论。认为“好战必亡”、“忘战必危”(主父偃上书)。举以秦始皇时不顾“民困”、“下怨”、“俗以乱”的实际，连年伐匈奴劳民伤财引起变乱为例，说明汉武帝时的民情、社情、边情类似秦始皇时，如果不汲取秦的教训，不及时改变政策，那是很危险的(徐乐上书)。其次深刻剖析汉武帝时内法外儒的实质，批评汉武帝不重德治。汉武帝时，政治上严刑峻法，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学术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礼治是表，法家法治是实，内法外儒，礼治服从法治并为法治服务，起着加强法制的作用。《史记·儒林传》载汉武帝采纳公孙弘“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的建议，“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酷吏传》)，揭露儒学成为酷吏决狱的手段，又说张汤以“刻深吏多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丞相弘数称其美”，道出儒法互相依赖鼓吹嘴脸。司马迁还揭露批判了当时社会不合一统的诸多问题：不依常法，以天子意愿为法律；杀人惨急；司法紊乱，等等。 其三，批评汉武帝缺乏尚贤思想，不用直谏之臣。《史记》中记载了汲黯批评汉武帝的话：“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后来者”就多指善于迎合人主意旨如公孙弘、张汤、以及“文深巧善宦”的司马安这些人。司马迁因李广所谓“数奇”而未能封侯，表示不平，认为是汉武帝从中作梗，暗中处处作了安排，讥刺汉武帝重用卫青(卫皇后之弟)、霍去病(卫皇后姊子)，为他们创造条件并虚夸其功而封为侯。第四，反映宫庭内幕，揭露外戚势力的危害作用。在《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反映出汉武帝即位前后，朝廷内外戚之间、外戚与皇帝之间、皇家内部皇帝与太后之间、窦太后与王太后之间、以及皇家与大臣之间，互相倾轧，争权夺利的矛盾现象，并对汉武帝时将一国之政竟变为一家之事来处理的政治弊端，给予了有力的剖析和揭露。司马迁在中国历史上外戚势力还刚刚抬头的时候，他就觉察到了外戚在一统历史上的危害作用，并能予以揭露、批评，显示了司马迁的政治敏锐性，和他深刻的具有远见的历史观察力。

司马迁通过汉文帝和汉武帝的对比，认为比较理想的“大一统”的社会政治模式是：国家有一个像汉文帝这样“仁德”的君王，在国君周围有一批忠诚的大臣，遵循和旅行礼治，工商业生产自由发展，国家不穷兵黩武，民众的劳役赋税负担合理。司马迁“礼义”一统的社会政治思想，具有浓重的时代特色：顺应中国历史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强烈地表述了国家和民族统一的愿望，认为国家是整个阶级的国家，而不是帝王个人的私物，集中阶级中一切优秀人才的智慧为强盛国家尽力，反对帝王专断；一定程度地同情民众的疾苦，肯定民众为维护自己的生存利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司马迁的各种政治见解综合在一起，反映了地主阶级要求利用历史经验加强统治的欲望，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相对安定，客观上也符合人民的利益。应该说，司马迁所追求的，乃是现实生活中美好因素的综合概括，其思想的形成，完全没有、也不可能脱离现实社会的阶级压迫和等级区分，因此它决非凭空臆造，但却又是一个整体社会内部，各种因素协调平衡、

相安共处的蓝图，无疑又有他美好愿望的企求。这表现出，司马迁既要求维护地主阶级统治长治久安的愿望，又表述出他对民众生存状况的关心，他希望二者能够很好的统一起来，以保持一统国家社会的安定。它表现了地主阶级上升时期，对历史和现实认识的勇于进取、积极向上的精神气息，

代表了封建统治阶级比较开明的、有政治远见的一部分人的意志和愿望。这是一种具有历史家眼光观察处理事物的结果，是他的政治远识、卓越的思想家的才能的表现。司马迁撰作《史记》，“述往事，思来者”(《太史公自序》)，就是希望人们将来能对他有个正确的理解，从而能从他的著作中

吸收智慧，以为借鉴，以便在求得“礼义”一统的社会政治的完善方面作出努力。这正是他要将自己的《史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