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巩固“礼义”一统国家的方略
从司马迁关于“礼义”为一统核心的认识、对公羊学“大一统”思想的重大继承和发展看，司马迁的一统思想内涵是深刻丰富的。而从其建立巩固“礼义”一统国家的措施看，司马迁的一统思想的内涵，同时也是实在具体的。
其一，强调国家和民族的统一融合。司马迁关于国家民族统一融合的思想观点，从渊流上讲，远承孔子，近接《公羊》，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司马迁对所处的西汉现实的认识和他对汉以前的中国历史的考证和分析。司马迁处在中国社会由分裂割据走向统一的时代。与商周时期比较，中国疆土已有大范围的扩展，原来所谓的戎夷胡蛮大都归属中国，或与中原政权建立了臣服的关系。历史的巨大变化，要求史学家作出理论上的阐释。《史记》开篇的《五帝本纪》，追溯历史源头，确定黄帝为中国文明历史的开端，并以记载黄帝的政绩赋予当时一种国家统一的版图概念。黄帝是全社会的中心组织者，他使“万国和”，利用物土所产来安排和提高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在广大疆域内松散的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建立和维护了一个具有初步文明、互让共处、相对稳定的局面。之后，历经颛项、帝喾、尧、舜，中华民族统一融合的历史在深度和广度上渐进演变，至舜时发展到一个相对较高的层次，“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不仅有统一的疆土，而目有道德伦理的进化。《夏本纪》相比于《五帝本纪》，统一概念的认识又进一步。《夏本纪》摘录了《尚书·禹贡》的内容，巧妙地编织了中国九州说 、“天子五服”说 和“平治”论 ，既有比较明确的疆土概念，也有国土整治所表现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状况，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统一融合的认识，显然在层次和内涵上不同于虞舜。这种思想，在《秦始皇本纪》中反映的较为明显：司马迁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如多民族统一、上农除末、端平法度、社会安定、教化兴隆、谋划长远等，使一统思想内容涉及政治安定(政令统一并有效实施)、经济发展(生产结构优化并持续发展)、社会文明(文化进步，道德伦理规范被人们奉行)。一句话，
“礼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得到施行和遵守。司马迁称颂汉疆域的扩大和空前的统一，汉初七十年盛况(《平淮书》)，对吴楚叛乱前后削地、武帝的推恩令等解决诸侯分裂割据问题的一系列“强本弱末之术”(《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措施予以肯定，认为汉武帝因此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有利于维护和加强国家统一，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史记·吴王濞列传》《淮南衡山王列传》《平津候主父列传》和《袁盎晁错列传》)。更可贵的是，司马迁在《东越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中，将“四夷”纳入“中国”历史，作为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进行论说，表现出在民族问题上趋向多元统一、融合的思想。它以详实的考证揭示出，黄帝是中原各国和周边地区各族的共同祖先，周边地区各民族与中原国家从其先祖或开创者起就有着联系，随着历史的发展，相百间的联系不断拓宽和加深，直至融为一体，展现了中华民族在最初(汉以前)形成过程中强有力的凝聚力。
其二，反对实行残暴的政治措施。儒家民本重民思想观点，在司马迁身上有着强烈地体现，那就是反对实行残暴的政治措施。《五帝本纪》中，炎帝、蚩尤是暴虐政治的象征，黄帝修德而诸侯归顺，并战胜了炎帝和蚩尤，是反暴政的君主形象。尧放“四罪” 、舜流“四凶” ，清除暴虐产生之源，整顿政治的做法，得到了司马迁的肯定：夏桀、商纣等暴君，则受到司马迁的鞭挞，并总结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的历史教训。司马迁历数“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外内骚动，百姓罢敝”，“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有“无道之君”(《史记·张耳陈余列传》)等等，表达了“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的民愤，揭示出残暴政治积怨过深导致秦王朝灭亡的史实，给封建统治者特别是汉武帝以强烈的警示。司马迁不仅反对古代帝王实行残暴的政治措施，而且反对一切不得人心的残暴作为。譬如项羽，灭秦却以“虐戾”的武力攻城掠地、残杀无辜，失民心而走向灭亡。司马迁把项羽与刘邦两相对比，一个“劫于威强，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一个“入武关，秋豪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史记·淮阴候列传》)。显然，项羽残暴，失去民心，自食苦果；刘邦宽仁，人心向往，取得天下。司马迁旨在说明：战争胜负取决于民心向背，宽仁者必胜，残暴者必亡。
其三，赞成适应时势进行变革。司马迁认为，各种政治主张的出现及其在历史上发挥作用，都是适应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需要。而任何一种政治主张，都不可能作为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长久存在下去，它们的变化也是有其具体实在的原因的。必须适应时势需要，提出有针对性的政治主张，改革政治。《史记·秦本纪》中，司马迁以老庄观点对儒家墨守礼乐制度进行了批评，称赞秦孝公顺应形势，支持商鞅改革，奠定了秦国由落后到先进、最终统一中国的基础。对于改革中存在的新旧势力的斗争，司马迁有着充分地认识。《史记·商君列传》中叙述了商鞅与甘龙、杜挚的论争，《史记·赵世家》中叙述了赵武灵王提倡胡服骑射的经过。这两篇所表明的主旨是：改革必然面临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而这种斗争的胜败直接关系到改革的能否成功。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其实质是一种阶级斗争，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往往采取儒法斗争的表现形式。司马迁鲜明了支持改革，称颂变革者，尤其称赞改革家不顾自己性命安危的献身精神。同时，对诸如吴起变法等在斗争中失败表示惋惜。司马迁对商鞅变法等作了深刻的剖析，认为它用了严格的赏罚制度推行奖励耕战的政策，限制了宗室和贵族的特权，注意建立加强全国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变革风俗等方面的制度；注意到土地制度及其与此相关的赋税制度的改革。对其成效，予以充分肯定。认为第一次变法后，“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性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认为第二次变法后，“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而实际上，第二次变法的中心是，强化统一措施及改革土地所有制关系。司马迁对于魏国的李悝变法(《平淮书》)、楚国吴起的政治改革(《孙子吴起列传》)、申不害的“学术以干韩昭侯”和“昭侯因为相”，也给予了应有的赞扬。司马迁对历史事件敏锐的观察和审缜的思考能力，以及主张进步、反对倒退的历史观，其思想价值同样是值得肯定的。
其四，主张广聚人才为统一事业服务。这是儒家“尚贤”思想的发展。司马迁历考春秋战国诸侯君王和西汉高祖用人得当而兴旺 的史实，深刻地认识到人才对于历史发展有着巨大影响。“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使楚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赵任防与先生，岂有篡杀之谋，为天下翏哉?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史记·楚元王世家》)这里，司马迁说明臣僚德才贤能对国家社会政治事关重要。同时，他也认识到国君也有德才贤能不贤能的分别，对国君和臣僚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论述：“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然而刘敬脱挽辂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要把国家治理好，就应象集狐腋而为裘一样，国君和臣僚的贤能都是必须充分发挥的。《高祖本纪》中说，刘邦统一和安定天下，除了刘邦作为国君的豁达、坦率贤能外，也得力了臣僚的贤能和辅佐，主要的臣僚有“汉初之杰”和刘敬、叔孙通，以及曹参、陈平、周勃、王陵等社稷重臣，魏豹、彭越、英布等诸侯王，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傅宽、靳歙、周緤等武将，张苍、周昌、任敖、郦食其、陆贾、朱建等文臣辩士。贤能的国君和贤能的臣僚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司马迁认为君臣之间应相互信任，消除疑忌。《史记》中引述韩非的《说难》、乐毅的《报燕惠王书》和邹阳的《狱中上梁孝王书》，以政治史论的形式，表示出建立君臣之间信任关系的重要意义。他反对君主专断，绝圣弃智；反对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甚至认为，只要有利于事业而确是贤能的，也可以亲仇、用仇。他表彰一批直谏的大臣 ，认为作为国君大臣，三公九卿，应该不怀私心，以国家利益为重，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维护正确的原则，勇于直谏，即使是冒杀身之祸也应在所不辞。相应地，司马迁批评了一些恭谨之臣和阿谀之臣。司马迁总的观点是，国君治理国家，国君首先要贤能，同时必须要有贤能臣僚的辅佐，特别需要一批敢于直谏的诤臣，恭谨、阿谀之臣的言论只能不利决策，造成危害。司马迁这一系列关于正确处理一统国家君臣关系、发挥两者作用的观点和论述，包含了一定的政治主张所阐述的理论性质，因而是君臣关系之经验教训的理论总结。
其五，肯定正义战争对于建立和维护“大一统”的作用。《史记》记载有各种性质的战争。对于战争，他不是偏激地一概否定，而是认为战争“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应该肯定正义战争的性质和作用，所谓“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史记·律书》)；同时坚决反对“甘得之心不息”而导致穷兵黩武的祸患。为了正义的战争，司马迁以史实的考证总结战争经验教训，向读者昭示，一统国家必须建立一支素质精良、富有战斗力的军队。坚决清除军队中的由世袭贵族带来的腐败现象(《司马穰苴列传》)，整顿不能严肃对待战争的行为和不能服从军令的状况(《孙子吴起列传》)；防止腐败的君主因私利而对军事事务的横加干涉，避免因脱离实际给作战队伍下达指挥不当的命令，充分发挥军事家的智慧与才能(《司马穰苴列传》)；希望改善官吏和士卒的相互关系(《吴起和李广传》)，尽可能的调动和发挥士卒作战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以维护战争的正义性质。从而，严明纪律，上下同心，为争取和维护、巩固统一，为社会政治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贡献。司马迁还肯定了正义战争的反残暴性质，称颂战争中的军事谋略和英勇行为，更为深刻、具体地肯定了正义战争的地位和作用。譬如，窃符救赵(《魏公子列传》)表彰了魏公子的反秦之功，“完璧归赵”肯定了蔺相如的智慧胆略和廉颇的勇敢(《廉颇蔺相如列传》)，田单反燕称颂田单谋略过人和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田单列传》)，钜鹿之战表彰（推翻残暴秦朝）正义战争的胜利，孙膑与庞涓斗智、围魏救赵表现和赞扬孙膑的军事德才，等等。在《淮阴侯列传》里，司马迁着意表现了韩信丰富的战略思想和军事才能，肯定了他的历史功绩。
其六，注意到人民群众在一统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史记》的本纪、表、书和世家、列传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讲君王、谋臣、战将的功过是非的。实事求是地说，是以记叙帝王将相为主的，把帝王放在社会历史的中心位置、把将相放在众星辅佐的位置，来评价其地位和作用。可贵的是，司马迁不仅认识到帝王将相在一统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也注意到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包括一般小人物在内，同样可以在一统历史的某些时候、某些地方发挥作用，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一统历史的进程。这个观点，突破了以往史学家谈社会历史发展皆帝王将相的眼界范围，深刻地揭示出历史本来就有的丰富生动的内容，形成了一个众多人物组成的社会历史画卷，使人民群众登上了社会历史的舞台。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滑稽、游侠、屠者、龟策、医生、刺客作了列传，表彰了一批中小商人的才智和贡献，记载称赞了守门人、屠夫、佃农乃至食客中的鸡呜狗盗之徒的特殊表现和微小作用。譬如，《扁鹊仓公列传》中女子缇萦“通尺牍”，使其“父得以后宁”，特别是导致“除肉刑”的诏令发布；《魏公子列传》中侯生为魏公子无计设谋“窃符救赵”，并推荐屠者朱亥助魏公子椎杀晋鄙；《项羽本纪》中田父有意识给项羽指错道路，使项羽无法摆脱困难处境而陷于灭亡；《扁鹊仓公列传》反映了扁鹊高明的医术发明和脉学的价值与作用，以及重视妇女儿童、老弱病残病情诊治的良好医风。他还把滑稽人物的社会作用和六经相比较，从政治高度层次上立论，写了淳于髡、优孟、优舟三人讽谏的故事，说明他们有益于社会政治，有利于一统国家安定和发展。对游侠具有胆识和勇气的表现予以肯定，赞颂了他们在解除人民群众疾苦、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净化社会风气等方面的作为。总之，在司马迁重视各阶层人物的历史作用的思想中，尤其不可忽视的，是他重视了普通农民群众和一般商人的特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