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公疏略］
欧阳修曰：“昔者孔子当衰周之际，患众说纷纭以惑乱当世，于是退而修六经，以为后世法。及孔子既没，去圣稍远，而众说复兴，与六经相乱，自汉以来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经，则《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尔，复何疑哉?司马迁作《周本纪》，虽曰武王即位九年祭于文王之墓，然后治兵于孟津。至作《伯夷列传》，则又载父死不葬之说。皆不可为信，是以吾无取焉，取信于《书》可矣。”(《欧阳文忠公全集》卷十八《帝王世次图序》)
王若虚曰：“《周本纪》云‘ 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逸》’。《鲁世家》云‘周公恐成王有所淫逸，乃作《多士》《无逸》’。自今考之，《多士》为殷民而作者也，《无逸》为成王而作者也；在《本纪》则并《无逸》为告殷民，在《世家》则并《多士》为戒成王，混淆差互，一至于此!盖不惟抵牾于经，而自相矛盾亦甚矣。至《世家》杂举二篇之旨，支离错乱，不成文理，读之可以发笑。”(《滹南遗老集》卷九《史记辨惑》)
牛运震曰：“白鱼跃舟，赤鸟复屋，此伪《泰誓》之讹，似不足载。宣王中兴事业，如敬天变，安流亡，任将帅，简车徒，平淮夷，攘戎狄诸大事，载于二《雅》及他书者甚多，《史记》一切略之，而摭采《国语》，列叙其料民太原、不藉千亩一切失德之事，略美详恶，亦似失宜。”又曰：“《史记》载王赧时东西周分治，西周称曰武公，而东周不载其名号，其言西周君者，亦未知其是否武公，其但言周君者，亦无明文定其东西，至于世系年代，益属茫如，或书传残阙无可载录邪，抑太史公失于考据邪?”(《读史纠谬》)
夏炯曰：“《史记·周本纪》于威烈王二十三年书命韩、魏、赵为诸侯，定王十六年书三晋灭智伯，显王二十六年书王致伯于秦，四十四年书秦惠王称王，皆一书再书以见笔削之意，独于田齐无文，惟敬王三十九年书齐田常弑其君简公而已。按温公《通鉴》安王十三年田和会魏文侯，楚人卫人于浊泽求为诸侯，文侯为之请于王，王许之，《本纪》于此既脱而不书，而于显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称王后书云，其后诸侯皆为王。《索隐》以为指韩、魏、齐、赵，则所谓齐称王者，未知指姜齐乎?指田齐乎?其前后矛盾如此。”(《夏仲子集》卷五《读史记周本纪》)
杨慎曰：“周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五年，然自武王灭殷至幽王二百五十七耳。而昭王之时，王道已微。懿王之时，王道遂衰。昭王南巡不反，厉王死于彘。盖此二百五十七年之内，变故多矣。东迁以后不足言也，大莫盛于治，而治日之少如此，有国者其慎之。”（《史记评林》引）
［论史识］
袁黄曰：“三叔非叛也。夫武庚商家元子也，少康复国君子贤之，岂独不许武庚耶！三叔诚至戚，同为商之遗臣也，审去就而忘亲徇国，质之天地鬼神而生死无憾焉。周公之笃于亲，三叔之笃于君，纲常名教均无愧者也。”（《史记评林》引）
王世贞曰：“文王之安于囚也，臣道也。大公散宜生之以术陷纣也，亦臣道也。”（《史记评林》引）
何孟春曰：“以西伯之纣囚西伯，而闳夭之徒以有莘美女献纣，纣大悦乃赦西伯。或曰西伯之圣，闳夭之徒之贤，乃以不正之赂而求赎，有此事乎？鸣呼！纣之不可理以久矣，此圣入权道所系也，谓有此事可也。”（《史记评林》引）
方孝孺曰：“羑里之事不经，见史所称献美女善马之说皆好事者意构之词，恐非其实也。”（《史记评林》引）
方孝孺曰：“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圣人之不幸也。当是时，使纣悔过迁善，武王必不兴师而逾孟津。及纣兵已北，使纣不死而降武王，必将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庙必不忍加兵于其身也，况纣已死乎！吾意武王见纣之死也不踊而哭，则命商之群臣以礼葬之矣，岂复有余怒及其既死之身乎！汉高祖、魏文帝皆中材之主，然高祖犹能不杀子婴，文帝犹能奉山阳终其身，曾谓武王圣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是以知斩首三射之说，乃战国之妄言，迁信而纪之谬也。”（《逊志斋集》卷四《武王诛纣》）
杨慎曰：“武王伐纣为天下除暴也，纣已死矣又斩以黄钺而悬之白旗，何悖邪？贾子言纣死弃玉门之外，观者皆进蹴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犹不止也，此近于事理矣。太史公之轻信汲冡书，误之也。”（《史记评林》引）
梁肃曰：“太史公曰：诗人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遂追王太王王季，改正朔，易服色，十年而崩。或谓《大雅·序》‘文王受命作周’，《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妄征二经以实其说。予以为反经非圣，不可以训，莫此为甚焉!”又曰：“尝试言之，夫无圣人无作，作则为代法。仲尼美文王之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曰：“‘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未有南面称王而谓之服事，易姓创制而谓之柔顺。仲尼称武王之烈，曰‘武革命’又曰‘王未受命’。未有父受之而子后革命，父为天子云‘未受’。当武王之会盟津也，告诸侯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以誓师也。曰‘惟九年，大统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孰有王者出征，复俟天命?天统既改，而复云未集?《礼·大传》称：‘牧之野既事而退，遂柴于上帝，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改正朔，殊徽号。’若虞芮之岁称王，则不应复云追王；王制既行，则不应复云改物，是皆反经者也。”(转引自《唐文粹》卷四十二《西伯受命称王议》)
顾栋高曰：“尝读《诗》至（召旻）之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喟然叹曰：此其故，《春秋》尽之矣。周自平王东迁，尚有太华、外方之间方六百里之地。其时西有虢，据桃林之险，通西京之道；南有申、吕，扼天下之膂，屏东南之固；而南阳肩背泽潞，富甲天下；、伊辕阙，披山带河，地方虽小，亦足王也。故桓王之世犹能兴师以号召诸侯，虎牢属郑，仍复收之，至惠王始与郑。以武公之略，张弛自如，皇纲未尽绝于天下也。而孱弱不振，日朘月削，楚灭申而东南之蔽失，晋灭虢而西归之道断。至襄王以温、原畀晋，而东都之事去矣。然论者谓襄王之失计，此又非也。在桓王时已尝以十二邑易邘之田于郑，郑不能有，而复归诸周，周复不能有而强以与晋。如豪奴悍仆，主人微弱不能制，而择巨室之能者使治之。至襄王时已视为弃地，固不甚爱惜也。晋得之而日以强，周日以削。至祭入于郑，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楚伐陆浑而遂观兵周疆矣。然则诗人所叹息痛恨于‘日蹙国百里’者，其此之谓欤？谨志其疆域而历叙其桻削之所由，使后之论周事者有考焉。”（《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国疆域表卷四》）
伊藤德男曰：“厉王暴虐，为国人所逐，出奔十四年，终死于彘，这不仅对周王室是重大事件，也是自黄帝以来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变。这是周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是黄帝以来封建制度本身走向崩溃的第一步。据《周本纪》，‘宣王即位，二公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诗经·小雅》的《出车》《六月》等也都称颂周宣王的武功，似乎周宣王真有什么‘中兴’。但《国语》记载全异，如说鲁武公带着儿子括与戏入朝，宣王喜欢少子戏，使武公立为太子。不久戏即位是为懿公，鲁人杀懿公而立括子伯御。宣王伐之，复立懿公之弟，是为孝公。自此诸侯不亲周。另外，宣王还不藉千亩，后来千亩之战又败于姜戎等，宣王的行为直接影响了幽王的废灭。司马迁作《史记》更相信《国语》的材料，对周宣王有他自己的评价。即使他也部分的承认宣王‘中兴’，但在考虑自厉王出奔到幽王时西周灭亡这一历史过程时，他没有给宣王以很高的评价；相反倒是由于宣王的一再失误 ，导致了后来的危机。由于司马迁如此看待周宣王，所以他把厉王、宣王、幽王时代看作是从西周到东周，从兴盛期到衰颓期的过渡阶段。”（《从史记十表看司马迁的历史观》）
［论周人之兴起及文化渊源］
钱穆曰：“西周的封建乃是一种侵略性的武装移民与军事占领，与后世政府只以封建制为一种政区与政权之分割者截然不同。除却错落散处的几十个城郭耕稼区域以外，同时还存有不少游牧部族纵横出没，只要不侵犯到城郭诸邦封疆以内，双方就可以相安无事。”又曰“周人立国是一个坐西朝东的形势，其国力的移动大势可分两道，第一道由陕西出潼关，向河、洛，达东都，此武王伐纣、周公东征之一线；第二道由陕西出武关，向江、汉，经营南阳、南郡一带，以及淮域，此文王化行南国之一线。昭王南征不复是周人势力东展在第二线上之挫折；穆王西征是周人势力东展在第一线上之扩大。”（《国史大纲》）
傅斯年曰：“春秋战国之际，封建废，部落削，公族除，军国成，故兼并大易。然秦自孝公以来，集数世之烈，至始皇乃兼并六国，其来犹渐，其功犹迟。若八百年而前，部落之局面犹固，周以蕞尔之国，‘壹戎殷而天下定’，断乎无是理也。故周之剪服时夏，安定东土，开辟南国，必非一朝之烈，一世之功。言‘壹戎殷而天下定’者，诰语之修词，居然以为文武两代即能化行江汉，奠定东夷者，战国之臆说，汉儒之拘论耳。若其步骤，则大略可见：其一为平定密，阮，共，此为巩固岐之域；二步为灭崇而‘作邑于丰’，于是定渭南矣；三步为断虞芮之讼，于是疆域至河东矣；四步为牧野之战，殷商克矣；五步为灭唐，自河东北上矣；六步为伐奄，定淮夷；七步为营成周。以上一、二、三为文王时事，四、五为武王时事，六、七为周公时事。至于论南国之疆域，则周初封建，陈蔡为最南；昭王南征而不复，厉、宣之世，徐蛮等兵力几迫成周，金文中有证；大定南服，召虎之力为大。此其大略，其详不可得而考，所谓‘书缺有间’者也。”（《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
范文澜曰：“周国在公刘时候，是一个小部落，有些奴隶给周君服役。太王建立起粗具规模的小国，封建制度开始萌芽，周国从此发达起来。文王实行裕民政治，招致附近各地的庶民，分给小块土地，让他们耕种。领得耕地的人必须无报酬为公家种地并服各种劳役，这就是裕民政治，周国因此变成西方强国。武王克商以后，周公、成王封建诸侯，规定诸侯对王室贡赋的数目。诸侯对大夫和庶民，也有一定的贡赋法。共和行政以后，百工商贾和农夫，在经济上都有些发展。宣王废除助耕公田制，改为征收田租，这种田租就是什一而税的彻法。幽王时候很多贵族破产流落，富有的庶民（主要是商人）穿贵族衣服，在朝廷作官，甚至贵族也想经商致富。商人助郑君立新郑国，想见西周商人是有力量的。非华族的各族时常攻击西周，幽王终于被犬戎杀死。春秋时期的强大国家在西周全是处在外族包围中的小国（只有齐开始是大国），变成贫弱的国家，原来却多是大国。”（《中国通史简编》）
张光直曰：“从考古资料上看，殷周文化各渊源于不同区域的龙山文化，而且在形成过程中互有影响，因此两个文化是属于同一个文化传统——中原文化——的，但殷文化形成较早，影响力较强，同时周文化也有它的地方性、区域性的特色。武王伐纣以后西周文化继承了殷商文化的一绪，同时也将他们的固有文化加入了中原文化的主流。从殷墟卜辞上看，周人自成一个政治体，自武丁时代便在殷商的西方活动，与殷商的关系一直是比较密切的臣属关系，第五期帝乙、帝辛的卜辞中还没有看到关于周人的记录，这是比较难解的。周人之成为殷商心腹大患应该是在这一个时代发生的。从周原新出土的甲文看，周人在武王伐纣之前已自称王，对殷商王朝而言是在祭仪上有臣属的关系。但同时甲文里亦富有征伐与开辟江汉的迹象。从文化上看，他们属于殷商的一系，但也有显著的区域特征。”（《中国青铜时代》）
［论西周制度及其演变］
王国维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下、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故知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
白寿彝曰：“从两周之际到秦的统一，在历史思想上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天人之际’的问题；另一个是‘古今之变’的问题。天人关系的实质是阶级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在人们思想上的一种反映。当阶级关系发生变化时，人们对天与人的关系的看法也就随之变化。从统治阶级来看，‘天’代表独断的、不可动摇的、永恒的统治阶级；从被统治阶级来看，‘天’的统治是可以变的，是可以怀疑的，甚至也是可以用人来代替的。当商王或周天子的统治比较巩固的时候，人们对‘天’的统治是没有怀疑的，‘天’是高高在上具有无上尊严和威力的主宰；当人们对‘天’的统治产生怀疑、动摇的时候，实际上反映了某个阶级或某个集团的统治在动摇，或者要灭亡。在‘古今之变’的问题上也是一样，主张政权统治不变的总是快要下台的统治阶级，主张变的则是要求当权的阶级或集团。”（《〈史记〉新论》）
任继愈曰：“由于周人对殷人的宗教思想作了变革，提出了一种强调‘尽人事’的宗教思想，这就从盲目迷信天神和祖宗神的蒙昧主义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解放，使他们能够开展自觉的理性活动，发展了一套为解决现实人间事务服务的历史理论、政治思想和道德思想。这三个方面以天命神学为理论基础，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我们称这个思想体系为宗法奴隶制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对周人自觉地建立和巩固宗法奴隶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是后来哲学思想发展所依据的思想前提。”（《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
童书业曰：“周王室亦与中原诸侯相同，春秋中叶以后，政权渐下移于大夫即‘内诸侯’之手。惟周王为天下之‘大宗’，其臣欲显夺王权尚有顾忌，故周国内部王室之卑，似转较诸侯国略迟。”（《春秋左传研究》）
钱穆曰：“春秋时期可以称为‘霸政时期’，霸者标义大别有四：一尊王，二攘夷，三禁抑篡弑，四抑兼并。自周室东迁，西周封建一统之重心顿失，诸侯如纲解纽，内外多事，亟亟不可终日。自有霸政，而封建残喘再得苟延。霸政可以说是变相的封建中心。其事创始于齐，赞助于宋，而完成于晋（其霸业之大者为纳襄王、杀王子带、救宋、召周天子盟于践土）。霸政有二大要义，一则为诸夏耕稼民族之城市联盟，以抵抗北方游牧部落之侵略；二则诸夏和平结合以抵抗南方楚国帝国主义者之武力兼并。在此进展中诸夏结合之团体亦遂逐次扩大，为中国逐次形成中央大一统郡县国家之酝酿，而上古史亦逐次宣告结束。”
又曰：“战国时期又可分为前后两期，第一期是周代封建宗法国家之衰灭，重要的是齐、晋两国之君统篡易，维持春秋以来二百数十年封建文化之霸业遂以中歇。此一时期中，前一段亦可以说是越国的争霸期，后一段则是三晋分立，魏国渐盛期。第二期是新军国成立以后之相互斗争时期。此时期又可分为四期：其一是梁惠王称霸时期，亦可说是梁、齐争强时期；其二是齐威、宣、湣三世继梁称霸期，亦可以说是齐、秦争强时期；其三为秦昭王继齐称强期，亦可说秦、赵争强时期；其四为秦灭六国期。”（《国史大纲》）
［总论］
韩兆琦曰：“司马迁撰写周史可资利用的素材，远较夏史、殷史丰富。关于西周史，《诗》《书》《逸周书》《国语》等文献均有详述，为太史公得以浓墨重彩地铺叙提供了充分条件，再加上战国以来还没有一种比较系统的西周历史，所以司马迁便尽力对西周部分做了比较详细的铺陈。司马迁以一个‘德’字贯穿西周史的始终。周以有德而兴邦，又以失德而丧邦，其中蕴含着令人警醒的教训。春秋时期的周史主要依据《春秋》《左传》而作。当时政治舞台的主宰者已由天子转为诸侯中的霸主，太史公在撰写这一时期的历史时突出了王道衰微的内容。战国史料被秦始皇焚烧殆尽，供司马迁取材的只有歌颂纵横策士的《战国策》与诸子中涉及的一些材料。而《战国策》对于战国前期、中期的周国几乎没有多少描述；战国后期已经小得极其可怜的周国又分裂成东西两块，《战国策》中有关‘东、西周’的材料本来不多，而且真实性还有问题，以至于让司马迁连这两个小国诸侯的名字与世系都无法说清了。相比之下，倒是为周室效力的几个谋士的辞令给读者留下了一些印象。”（《史记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