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史记研究会、山西大学、山西省历史学会主办，山西大学历史文华学院、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承办的“2024年太原《史记》研究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二十一届年会”，于11月2日—3日在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汾讲堂举办，约120名专家学者参加。这次会议，是中国史记学研究的年度盛会，也2024年史记学研究的回顾总结。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近年来特别是2024年，全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重大成就体现在《史记疏证》书稿完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史记学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迈出了重大步伐！

出席会议和演讲的有史记学者张大可、丁波、丁德科、陈曦、徐日辉、向晋卫、康清莲、王志刚、高益荣、刘德奉、薛从军等，青年学者刘彦青、李月辰、马倩等，渭南师范学院、中国史记学会副会长张守华介绍了该校建设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重地的主要工作与成绩，中国文史出版社编审王文运介绍了支持出版史记论丛工作事项。

11月2日上午举行开幕式。由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向晋卫主持，山西大学副校长郝平致欢迎辞，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致辞。合影留念。由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丁德科主持，张大可、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陈曦、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志刚、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彦青、西安外国语大学讲师李月辰、渭南师范学院校长张守华作主旨报告。下午，分为《史记》文本与注释研究、思想文化研究、民族文化研究、文学艺术与史事研究四个小组进行专题讨论

3日上午，举行大会，由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徐日辉、刘德奉主持，各小组汇报讨论情况；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副教授马倩、和县中学特级教师薛从军、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康清莲作大会发言；举行闭幕式，由陈曦主持，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丁波致闭幕词，中国文史出版社编审王文运发言，向晋卫致答谢词。下午组织参观山西博物院。。

研讨会前的1日晚上，中国史记研究会召开理事会，报告研究会一年来的研究工作，讨论研究增补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以及落实明年召开《史记》研讨会的相关事项。

会上发行《史记论丛》第二十集，为会前征集的学者论文，由张大可、向晋卫、陈曦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共收录论文68篇，84万字。

以下从七个方面进行评说。

一、完成《史记疏证》研究工程

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张大可，今年已是85岁高龄，仍然精力充沛，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辞，又作主旨报告。

张大可先生介绍了大型学术工程《史记疏证》的编纂始末，从1983年开始孕育，1991年开始启动，到2023年完成并定稿，前后历经41年，是作为研究会的集体攻关项目，参编学者39人，是当代《史记》研究黄金时代的标志、跨世纪的里程碑工程，由商务印书馆这一高端出版平台于2025年推出，向司马迁诞辰217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献礼。此项工程是一项全新的古籍整理形式，分为题解、分段疏评、集注、语译、集评，五位一体，是“融古今研究成果于一编，聚海内志同时贤于一堂”，群策群力完成的一部国学经典，铸造了一个代表时代最高水平的辉煌巨著。全书为34分册，分为史记集注、史记总论两编，2000多万字。这是盛世时代《史记》研究界的一桩盛事！

张大可先生还在大会上宣布，在完成《史记疏证》后，转战“六大史学名著”，对《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六部名著进行全新样式的古籍整理，主要内容包括导读、题解、简注、语译、段意、点评，形成白话本、文白对照本、新注本、注译本四种样式。全部完成后，大约为4000万字，比《史记疏证》的规模还要宏大。张大可先生认为，这是他作为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必须要带领学人完成的学术使命，要让更多的人读懂司马迁，读懂六大史学名著，大有一种躬逢盛世、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雄霸之气。

这里要说的，是我与张大可先生的一段学术情缘。我与先生1985年在司马迁故乡韩城召开的《史记》研讨会上有幸相识。在此之前，我阅读了先生发表的数十篇研究论文，文章立意好，观点新，也写得非常好。我非常仰慕，有幸相识后，更是作为“我辈楷模”。后来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们中断了联系，但我还是非常关注《史记》研究。到了2015年，我到了退休之年，考虑今后的学术研究，与先生又重新联系上了，请先生为我的《史记》研究专著作序，先生欣然命笔，在序中提出了“共襄盛举”的勉励，使我大为感动。于是，我响应先生的感召，抛开其他的工作事项，专心致志地跟随先生研究《史记》，抱着“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决心，满腔热情地、心无旁骛地投入其中。以上所说的《史记疏证》，我完成了其中的29篇，340多万字，占到总篇数的20%多，在撰作中颇多新意，得到了先生的充分肯定，觉得我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和他有着一样的心志，永不服输，砥砺前行，力求创新。我曾写了一篇《登山情满山，涉海意溢海》的作体会文章。我还完成了《史记索隐述赞解读》的专著，50多万字，收录到《史记疏证》的“总论”之中。这次大会上提出的“史学六大名著”的全新样式古籍整理，我也是有幸参与其中，曾协助完成部分《资治通鉴》长编，400多万字，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已经完成了《三国志》的长编，300多万字；接着竭尽全力做的，就是《后汉书》的长编，估计在500多万字；如果时间允许，还要继续参与《汉书》的撰作。感谢先生的信任和厚爱，使我在不断的研究思考中，学识和研究能力得到不断提升。

二、文本与注释研究

《史记论丛》的第一个栏目是“《史记》文本与注释研究”。文本研究，是《史记研究》的重头戏，每期的《史记论丛》，也都是放在显目的位置。这次收录了16篇文章，约占全书文章的四分之一。我观察了16篇文章的作者介绍，为本科生、研究生或者作者其中一人为研究生所写的，有十篇（其中两篇与导师合署）之多；年轻教师所写的，有5篇；教授所写的，只有1篇。这个作者结构说明，《史记》文本研究这么艰深的工作，绝大部分文章都是由年轻人完成的。再看其他各个专栏，也大致是如此。这是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年轻人敢于担当，有甘于坐冷板凳、寻求“真理”的执着精神。再细看，这些文章绝大部分是毕业论文。这又衍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文本研究如何深入？一篇论文，只是从某一个角度来研究，据我观察，绝大部分的研究生，走上新的工作岗位，迫于工作和生活的压力，无法再继续研究下去，而成了《史记》学术研究上的“昙花”。伟人毛泽东曾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这话也完全适用于《史记》文本研究，一时的研究并不难，难的是开展一辈子的研究，方可称为研究大家。张大可、韩兆琦、张新科等，都是这一类型的学者，用一辈子的经历和生命来研究《史记》，方能取得令人瞩目的突出成就，这是吾辈乃至年轻一辈学习的楷模。年轻有为的学子，要向这个方向努力，成为《史记》研究的集成者、扛鼎者。这里提出这一问题，是对年轻学者的期望，也是寄予厚望。李商隐的诗说：“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与年轻学者共勉。

再看《史记》文本研究的内容，真正是研究文本的，只有咸阳师范学院陶长青等的《史记疑义辩证》，选取了十则文字进行辩证分析，提出己见。对于《史记》的追溯研究，有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赵思仪的“《史记》引《尚书》‘平’字”、张芷菡的“《史记·夏本纪》引今文《尚书》的篇目”；对于《史记》的注释研究，重点围绕三家注展开，有泰州学院讲师孙利政的“《史记·本纪》三家注校读记”、泰州学院本科生仇野的“《史记》三家注志疑”等；还有《史记》的流传研究，如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马雪妍的“苏轼的《史记》读法研究”，等等。西安创新学院教授任刚对袁传璋的“《史记集解》八十卷系合本子注本”进行解读，肯定袁传璋提出的裴骃的《史记集解》是在《史记》原文本上施注，并不是单独成篇。因此，《史记》出版史上并没有以《史记集解》称名的书。“史记集解”的称呼，大概是宋以后受《史记索隐》《史记正义》影响而约定俗成的误称。

《史记》文本研究，我曾经系统地做过。在张大可先生的指导下，于2017年进行“史记文本梳理”，集中精力，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完成，形成了240万字的书稿，主要是汇集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史记》的文字、分段、标点、内容进行系统梳理，集中考辨，综合思考，并断以己见，能改则改，不害原意，力求准确，务求完美。我觉得，这项工作是光荣而神圣的，也是非常艰辛的，没有那种“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精神，是做不好的。在今后的《史记》文本研究，仍然要集中研究《史记》文本，要组织研究小组，对《史记》文本进行系统考辨，得出科学的结论，这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非下大力气做好不可。

三、思想文化研究

《史记》的思想文化研究，《史记论丛》收录了21篇文章，内容非常丰富主要包括了两类内容，一种是对《史记》本身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阐发《史记》丰富的思想内涵以及司马迁的进步的思想观念；一种是对《史记》所记载的人物的研究，阐发历史人物生命的多姿与命运的乖蹇。

在《史记》的思想内涵研究方面，比较值得一说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刘国民的《董仲舒与司马迁》，认为司马迁曾求教于董仲舒，曾数次当面请教过董仲舒，但并未受业于董仲舒。红河学院教授田志勇等研究司马迁的史学精神，认为通过《史记》的编纂，展示了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深刻的历史理念，深刻地体现了他对于平民生活的关心和对权力者的批判，展现了一种全面而且深入的历史理解；运用历史类比的方法，试图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通过对历史人物的传记，深层次地反映社会状况和历史发展进程；对于社会正义的渴望，为后世史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杨波研究《史记》的科学观，列举了《历书》《天官书》《扁鹊仓公列传》中的科学思想与科学精神。司马迁科学思想的特质和精髓究竟是什么？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应当说，司马迁的科学思想不仅体现在他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上，还贯穿于他对历史发展的科学探索中，影响了后世的史学研究和文学创作。西安外事学院教授李小成研究《史记》的异象文化，认为《史记》所载众多的的巫卜、神异之事，大部分是与德治分不开的。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杜雪研究司马迁“义”的观念，认为“义”是个人道德的准则，是治国理念的基石，是社会观念的核心，是义利维度的思辨。概括得非常好，但似乎又有些拔高的现象。樊焱研究司马迁的游侠观，认为司马迁心中的游侠是不顾法纪济危救困、周穷救急、有情有义、谦虚低调、深藏名誉。那么，司马迁的游侠观的实质究竟是什么，还需要进行深入的发掘和提炼。

对于《史记》人物的研究，也有不少观点新颖独到的文章。陈曦研究张良的谋略与《黄石公三略》，从“务揽英雄之心”“能柔能刚”“全功保身”三个方面切入，认为二者密不可分，《黄石公三略》的作者基于对张良业绩的深入研究，从中提炼、升华出了颇具黄老道家意味的军政理论，不了解张良，则无以把握《黄石公三略》的核心题旨；不了解《黄石公三略》，则很难准确把握张良谋略的精华妙章，两者形成了深刻的思想关联。

刘德奉研究《史记》中长江流域人物的精神遗产。长江流域人物，大约占到《史记》人物的三分之一，其历史贡献、精神遗产不可低估，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在政治、军事、文化领域具有重要地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形成了有价值的文化传承，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国人文的积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将《史记》中的长江流域人物归并在一起研究，从中发掘有益于时代发展的文化遗产，作者开了此项研究的先河。

四川外国语学院教授康清莲等将姜子牙与范增，从谋国与谋身的角度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他们不同命运所产生的原因，认为他们的能力不同、君臣之间的信任不同、自身的性格不同，虽然在谋国的能力上不相上下，但谋身的能力差异很大，造成了命运的天壤之别，一个是助周灭商，建立齐国；一个是惨遭反间，客死异乡。仔细推敲，由于他们所辅佐的人物高下不同，周文王、武王有谋取天下之心，得到吕尚，“阴谋修德”，如虎添翼，而项羽刚愎自用，只想着霸王之事，与范增的想法往往相背，故范增无法说动项羽，谋划不用，而范增的人生悲剧也是不可避免的。薛从军等也研究范增的死亡原因，认为范增的死经历了三部曲，并且推测，范增是被陈平害死，可惜的是这种推测没有证据支撑，属于合理想象。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牛润耕研究李广，认为李广难封，并非是李广无功，认为李广的作用，在于镇守边疆，抵御匈奴的侵扰，使边境民众免于流离失所，并且以寡敌众，牵制匈奴，让卫青等无后顾之忧地深入敌后杀敌立功。因此，李广人生悲剧的产生，是汉朝不合理的军功赏罚制度决定的，是忽视了打阻击战抵挡匈奴的作用与意义。平心而论，“李广难封”，具有主客观的因素，既有时代的封赏政策因素，也有他的“生不逢时”，更有他的封侯心切，接受了梁王的将军印。这是他不得封侯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这虽然在明面上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也反映了李广在政治上的幼稚。就是这一举动，直接判处了他封侯的“死刑”。研究这个问题，千万不能忽视这一点。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王涛还研究了宋人对李广的评价，认为他们凸显了宋代文人的特色，主要对诛杀霸凌尉、治军不用法、杀降未封侯、时运不济进行评论，看问题更加理智、客观，为我们对李广的认识产生更多的思考。

对于蒯通和卜式，在《史记》中是两个不太显眼的人物，也被研究者列入研究，这说明对于《史记》的研究无死角。蒯通，是汉初的一位谋士，他看问题能够看到要害之处，劝韩信背叛刘邦。从刘邦统一的角度来看，他是历史的罪人，但从韩信全身的角度来看，他则是“功臣”。他能够直透人心，预见到刘邦将来必不能容下韩信，也被历史所证明，而他的神奇之处，在于他能够全身而退，被刘邦捉住，一番言语，便被“脱罪”赦免。作者肯定蒯通是一个博古通今、机智善辩、富有谋略的纵横家，而用“能说会道”来说明蒯通被赦免，未免有些浅了。其实，蒯通的被赦免，具有多方面的因素，并不完全是“能说会道”，主要还是出于刘邦的政治需要。蒯通被刘邦所捉的时候，国家统一了，韩信也被杀了，蒯通的“谋说”也就失去了作用，刘邦留下蒯通，觉得蒯通无能作为，也是为了博得一个好名的声，以让更多的蒯通式的人物归服汉朝。这样，蒯通才能免于被杀，既有他的谋才，更是形势使然。刘邦不杀季布，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卜式，是汉武帝时的一位实业家，秉承实业报国的理念，封山牧羊，致富后，不断的输财助边、输财助灾，北京胜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邝岚对此进行研究，认为他是西汉时期的杰出代表，其精神内涵是勤劳节俭、诚信友善、爱国情怀、终身立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今的时代，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鼓励人们心系国家，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应当说，对于卜式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研究《史记》就是要在“求真务实”上下功夫，既要进行理论探讨，以求其“真”，也要进行现实思考，以务其“实”，为时代的发展贡献《史记》的通天智慧。当今社会，需要千千万万的卜式，为时代的发展承担更加重要的社会责任。

四、民族文化研究

在这期的《史记论丛》中，将“《史记》民族文化研究”，列为专题，这在近十年的《史记》研讨会中，是没有的，这说明中国史记研究会对民族问题研究的高度重视。2015年以来所举行的7次研讨会，每次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而这次研讨会则是没有标明。如果要标列，是否可以标明是“民族文化研讨会”？只是在会前没有有目的组织研究，只收录了8篇文章，还是略嫌单薄。

研究司马迁的民族思想，有2篇。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郝思源着眼于《史记》的十二本纪，研究司马迁的大一统民族融合观，认为司马迁着眼于四海兄弟的宗族家国建构，具有同宗同源的家国天下情怀，强调夷狄族群在政治上应当服从华夏正统的政治地位。司马迁先是构建了一个四裔归心的理想天下，又将这一理想天下赋予“大一统”的王朝控制范围，表达了对民族大一统的称颂。对于民族融合的方式，对暴力融合持辩证态度，强调德化融合以及族群平等的融合；司马迁客观承认华夷有别，以怀柔宽容的态度进行文化交流，传播礼仪，使四裔归心，稳定大一统，是司马迁的民族融合观体现出超越那个时代基本看法的远见卓识。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孙豪飞研究司马迁化外为内的民族观，认为司马迁撰写《史记》已经具有“华夷同源”“同源异族”的认识，构建了“以华统夷”的合理性，具有中国与四夷共生的民族地理观。基于此，作者论述了《史记》的民族谱系与化外为内的合理建构，《史记》民族谱系构建与同源异族格局的民族书写，以血缘共同、地缘共同、精神共同等多个层次有意构建大一统下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成为合乎常理的天下共识，这对于当前中国与人民致力于并坚定地追求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统一与加强民族团结。以上两位作者开展的这一研究，既是对《史记》内涵的深入发掘，开拓新的研究生面，对于民族融合，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立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也是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还有几篇文章论述了司马迁笔下的贵州少数民族。贵州文史研究馆馆员陆景川研究且兰国，认为司马迁记叙西南夷归入中国版图的史实，赞扬了各民族渴望统一、坚持统一和维护统一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性格，为当代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文化源泉。贵州黔东南州档案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方煜东研究夜郎国，认为夜郎国的主体民族是侗族，夜郎得名于侗族的蛙郎崇拜，所谓“竹生蛙，蛙变人”，是蛙从竹节中跳出来而变为人，侗族与夜郎国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学者方冶文研究汉夜郎侯父子祠，考证汉代夜郎县的所在，认为在今贵州榕江古州或周边一带。信阳师范学院教授韩大强研究李白诗歌的夜郎意向及文化意义，认为从汉代开发、沟通夜郎始，夜狼与中原文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交流与融合，相互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强调要打破地域限制、认知偏见，充分认识夜郎文化的人文精神与历史价值。其实，《史记》中记载的汉朝周边各部族，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夜郎研究只是开了一个好头，还需要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思考。

五、文学艺术研究

《史记》，被鲁迅称为“无韵之《离骚》”，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影响巨大。《史记论丛》收录了9篇文章，其中有4篇是直接研究《史记》的艺术特色。江苏护理职业学院教授张学成研究《史记》文学经典的形成以及小故事的特点与意义，认为《史记》的文学经典是在唐代完成的，小故事具有五个方面的特点：即典型性以小见大、篇中前后照应、他篇形成对比、戏剧性传奇性相互融通、哲理性发人深省。小故事强化了《史记》的文学性。《史记》是记载历史的书，具有较强的文学性，而小故事韵味无穷，作者抓住这一点研究，以小见大，从细微处见精神。西安培华学院教授魏耕原等进行《史记》风格的研究，认为《史记》具有厚重雄浑而激昂的风格，具有百科全书式的通史结构，具有质苍雅健的语言风格，具有倾注情感的悲世情怀，把三千年的历史写成生动的“现代史”。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李佳研究《史记·伍子胥列传》多重对比的叙事结构，有为父复仇的对比叙事，有复仇与报恩的对比叙事，从而阐明隐忍而成就功名的人生信条与坚定追求。宝鸡文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尚勤思研究《史记》中的食客，认为在战争情境下，这些食客是战略局势的分析者，是战前情报的提供者，是战略的谋划和推进者。他们不仅是食客，还是“兵家”，更是为实现自身价值而发挥智力资源的士人。其实，这一篇并不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展开研究，应当列入“思想文化研究”专栏中去。

在这一栏目中，还收录了《史记》文学艺术对后世的影响，有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高益荣的《秦腔史记戏对史记思想意蕴的接受》、副教授刘彦青的《唐宋时期的史记人物评论》、山西国际商贸学院王影菊的《唐代诗人对史记张良形象的接受与重塑》等。高益荣论述秦腔史记戏的思想内涵，主要是表现抗敌斗争，歌颂爱国主义；演绎忠孝节义，弘扬核心价值；揭示内部矛盾，再现权力斗争；追求爱情自由，坚守自我婚姻，是对史记人物故事的重构，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世俗观众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对维系健康的社会道德和营造和谐的社会风气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彦青研究唐代的《史记》人物之论，主要体现在赞语、祭吊碑铭文、史论、诗赋上，具有《史记》人物评论的广泛性，对同一历史人物各自阐述不同的观点，在史记学上有着特殊的价值。作者还重点研究了宋代的《司马迁论》，列举了张耒、秦观、周紫芝等人的作品进行比较分析。全文似乎是散论与分列概述，如果再作些总体思考与提炼分析，得出一些综合性的结论，观点就会更加鲜明，表述就会更加清晰了。王影菊研究张良形象对唐代诗人的影响，有对张良忠勇的赞美、才能的钦羡、超脱的歌咏，并且重构张良的生平事迹，重塑张良的英雄形象，或借其孤独，再现盛世个人苍凉，展现张良入世出世的矛盾，反映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成为唐代文学瑰宝，为研究《史记》及张良形象演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六、史事研讨

这是《史记论丛》的最后一个栏目，收录了11篇文章，对司马迁生年以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讨论，发抒见解。朱枝富等对司马迁生年百年论争分为五个阶段进行系统的回顾与综述，辨别其中的是非曲直阐明观点，认为司马迁生于前145年，比生于前135年要准确得多，合理得多，科学得多，可以作为阶段性结论。浙江工商大学教授徐日辉研究造父与丝绸之路，认为造父以及赵国，与西方交流贸易的核心通道，成为后来丝绸之路的重要构成，造父成为最先实践中国人由内陆转向西方视野的先行者。其发掘和研究颇深，且有重要的历史和时代意义。淮安市淮阴区政协文史委主任徐业龙讨论韩信的井陉之战及其影响，认为井陉之战的胜利，对楚汉战争的影响极大，消灭了北方最为强劲的敌手，既给刘邦正面战场以强有力的支持，又为兵不血刃平定燕地创造了声势和前提，也为东进击齐铺平了道路，从而造就了孤立项羽的有利战略态势，对楚汉战争的整个进程具有重大意义。南京霸王山研究会王强研究项羽在霸王山的练兵史实，认为项羽与叔父项梁在吴中起兵，项羽作为义军先锋，率领先锋部队渡过长江，进军霸王山，建立前沿阵地，屯兵4个月，训练项家军，操练“万人敌”战法，运用到具体的实战中，多次打败了秦军。

对于司马迁的出生地，是这次研讨会的热点。韩城市司马迁学会程庄论述司马迁生于韩城，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记载自己出生于龙门，而龙门位于今陕西韩城市南。许多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也支持司马迁出生于韩城。而在小组讨论和微信群中，有的提出，司马迁生于山西河津，因为河津古称龙门，且有许多关于司马迁在此出生的文献和碑志记录。究竟孰是孰非？争论非常激烈。这是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这种争论虽属学术问题，也不免夹杂地方意气。这让人想起诸葛亮的躬耕地，究竟是襄阳还是南阳？也是争得沸沸扬扬，清代曾任南阳知府的顾嘉蘅撰写的对联说：“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似乎很有启发意义。

七、研究方法与研究方向

研讨会上，王志刚作大会主旨发言，所讲的是“人类世和新时代的《史记》研读和研究”，认为《史记》是一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叙事，也是所知世界的历史叙事，更是一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叙事，还是一部天地人三才在一起的地球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叙事，《史记》的最大历史贡献之一，就是维系和促进了中国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结合，即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史记》研究上，要为天地立心，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生民立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往圣继绝学，弘扬中华文化和文明；为万世开太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要深入思考《史记》之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深层关系，从全球史学史、世界史学史层面推动《史记》的学习，思考和发掘“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新的时代内涵，揭示广大精微的中国史学史。在新时代，要创造性地继承和转化《史记》这样的元典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华文明的经典和历史，引领人类走向永续发展。王先生思考的问题至深至大，跳出了一般的《史记》研究范畴，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从构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学习和研究《史记》，可谓紧扣时代脉搏的振聋发聩之声。

张守华在大会发言，介绍2022年以来，渭南师范学院把《史记》研究确立为学科发展重点方向，并写进了学校“十四五”规划，投资500万元，建设以《史记》为中心的新文科实验室；设立《史记》研究专项，集中支持《史记》研究成果出版、课程建设、第二课堂活动开展；在全校推广“《史记》+”学科发展思路，鼓励跨学科协同，积极拓展《史记》研究新领域；努力建设史记学研究重地，实施“十个一”工程，即一平台（出版平台）、一团队（研究团队）、一课（《史记》教学课程）、一坛（史记学论坛）、一院（研究院）、一网（研究网）、一库（文献书库）、一鉴（年鉴），着眼国家需求，准确定位新时代《史记》研究的战略方向，围绕《史记》研究中的热点、重点、难点组织协同攻关，进一步彰显《史记》研究的时代价值；强化《史记》研究成果转化和《史记》课程育人功能。渭南师范学院成为《史记》研究重镇，在《史记》研究中发挥着引领作用。

在研讨会上，大家还提出了研究的方向问题。中国史记研究会自成立以来，召开了21次《史记》研讨会，致力于解决《史记》研究中的重大问题，每次都提出新的研究课题，这次也不例外。明年是司马迁诞辰2170周年，中国史记研究会将与陕西师范大学、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渭南师范学院、韩城市政府共同举办国际性学术研讨活动，研讨的重心是什么？大家献计献策，提出了《史记》研究要通过电视宣传等多种途径，加大普及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史记》，读懂《史记》，研究《史记》；要加强国际交流与研究，让《史记》走向世界，成为世界人民的《史记》；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在完成具有界碑意义的大型学术专著《史记疏证》的基础上，继续以学会的名义组织公关，完成古代六大史学名著的全新样式的古籍整理；要让《史记》研究走向世界，介绍、了解海外的《史记》研究态势，结合大型纪念活动的举办，让更多的海外人士参与到《史记》研讨的盛举中来。